起義領袖余清芳

　　在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中，共向台灣派出了19任總督，其中被稱為開創了一個時代的，只有一任總督，他就是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1898年，在遍地烽煙中，兒玉源太郎走馬上任。

　　兒玉源太郎是日本陸軍中將，與他同時上任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則是兒玉的左右手，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兒玉源太郎雖仍兼任台灣總督，但已回軍部任職，後藤新平成為台灣實際的統治者。

　　兒玉上臺後頒布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由於所謂的政績突出，他在台灣任期長達8年多，幾乎是歷任總督中最長的，日本政界評價兒玉後藤奠定了台灣殖民統治的基礎。

　　日本割臺時的最初設想，是想把台灣變成純粹的日本人的居住地，可是當時台灣的人口有500多萬，已沒有空間接納日本移民，所以要使台灣成為“真正的殖民地”，就必須把中國人趕走，當時日本的軍部特別傾向於將台灣居民全部趕回大陸。

　　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條的規定：台灣居民有權力選擇返回中國大陸或是留在台灣，選擇的期限為兩年。在兩年之內沒有返回大陸的台灣居民，則自動成為日本的臣民。為趕走台灣同胞，日軍有意識地對他們進行掠奪和殺害。然而兩年的期限到期時，僅僅有幾千人返回了大陸，大部分的臺民不僅沒有離開台灣，反而選擇留下來誓死進行抵抗。

　　為了使台灣總督更方便地鎮壓各地的抗日義民，日本政府于1896年第十屆帝國議會通過“法律第六十三號”，即《有關施行于台灣之法律文件》，這就是有名的惡法“六三法”，它從法律上賦予了台灣總督至高無上的獨裁權力，台灣總督從此被稱為“台灣的天皇”。

　　從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之中，日本總共換了三任總督，這三任總督都是軍人，都以鎮壓抗日運動為主，軍費開支每年高達700萬日元，除了台灣的稅收之外，日本還從甲午戰爭中國的賠款中拿出1千2百萬對台灣進行軍費補助。龐大的經費開支使日本不但沒有從台灣的割讓中得到實際利益，反而成了日本的沉重包袱。

　　對於這塊“難治之地“，焦頭爛額的日本政府曾經萌生退出台灣之意，日本有人提出了“出賣台灣”的計劃，主張以一億日元將台灣賣給法國，這樣就可以擺脫沉重的統治費用。

　　後來日本又有人主張要清廷贖回台灣，當時台北大地主林維源願意獨捐400萬兩白銀，但是清廷此時正自顧不暇，這事就不了了之。

	日本在台灣建立的糖廠

　　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上任的，他們上任幹的第一件事，就是頒布“匪徒刑罰令”，該法律規定，對抗日武裝的首領可以不經審判立即處死，“匪徒懲罰令”賦予了日本警察濫殺無辜的權力，使他們在台灣大開殺戒，他們把一切對日本人不滿的人都歸入“匪”類，根據此刑法，在短短的一年內，就有1萬多人被屠殺。

　　後藤新平是留德的醫學博士，他對殘酷鎮壓有一套自己的理論，他認為台灣的漢族人性格剛烈，對台灣人實施民權只會增加他們的反抗，所以必須使用嚴厲的手段來治理台灣。

　　正是在這樣的殖民理論指導下，日本開始在台灣建立十分兇殘嚴密的警察制度，其中有思想警察、治安警察、經濟警察等等，警察對台灣民眾的一切生活領域都有干預的權力，中國人隨時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所以台灣同胞又稱日本警察為”草地皇帝”。在日本佔領台灣時期，台灣民間嚇唬孩子有一句慣語：“大人來啦！”所謂“大人”就是指當時的日本警察。

　　但日本人的暴行只能更加激起台灣民眾的反抗怒火。1895年 10月日軍佔領了台南後，宣佈平定了台灣島，但抗日義軍並沒有放棄抵抗，他們退入大山，與日軍展開了遊擊戰，這其中又以台北的簡大獅、台中的柯鐵和台南的林少貓最為著名，被譽為台灣的“抗日三猛”。簡大獅一家十多口人被日本人殺害，他在台北附近堅持抵抗鬥爭達五年之久。台中的柯鐵被人們尊稱為“鐵虎”，他堅持抗戰的大坪頂也被人稱為“鐵國山”，以“鐵國山”為中心的抗戰堅持了六年。林少貓是台南的抗日首領，1902年，林少貓戰死，他的犧牲標誌著台灣初期轟轟烈烈的抗日鬥爭被鎮壓了下去。這時候，離樺山資紀的“始政紀念儀式”已經7年了。

　　林少貓戰死後，台灣殖民當局還用卑劣的手段對堅持抗戰的小規模義民進行誘降。1902年5月25日，他們以給予獎勵為名，將5600多名義軍騙下山來，舉行“總括性歸順儀式”。當“官民一齊攝影”完畢，進行第二項“鳴炮”時，日軍對毫無戒備的“歸順者”開槍射擊，當場把他們全部處死，這場慘劇被史學家稱為“歸順場式大屠殺”

　　為了搜刮台灣的民財，後藤新平還推行了鴉片、煙草等專賣制度。從1898年到1930年，台灣吸鴉片的人竟多了17萬人。到1905年，台灣不僅不再向日本政府要錢，而且還把台灣的糖、米、木材等物資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日本本土，使台灣變成了日本糧倉和糖廠。

　　台灣今天還有許多日本佔領時留下的遺跡，其中制糖廠的遺址是最多的。

　　日本割佔台灣之後，很快就盯上了制糖業。在兒玉和後藤專制時期，他們借“戶口調查”、“土地調查”為名，強行奪取大量土地，隨即以所謂的法律形式轉到日本人手中，建立甘蔗種植園。據統計，在短短的十年內，台灣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土地向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致使許多農民破産。

　　日本山多田少，歷代都曾經發生缺乏米糧而引起的所謂“米騷動”事件。明治維新以後，“米騷動”仍不斷發生，大米短缺已成為日本社會動亂的根源。

　　為了解決糧食短缺的危機，日本殖民統治者就將台灣的稻米大量運回日本，這就是他們推行的“饑餓輸出法”，大米的輸出造成台灣島內糧食嚴重缺乏，大部分人只能以劣等米和地瓜為主食，掙扎度日。

　　在後藤專制時期，20歲的羅福星不堪忍受日本人的專制統治，從台灣回到了大陸。在學校，日本學生常罵台灣學生是“支那人”“清國奴”，受盡歧視的羅福星就勸祖父賣掉家業，于1906年偷渡到了廈門，在這裡，他秘密參加了同盟會。

	日軍對義民進行大逮捕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同盟會特派羅福星等十二人、時稱“十二志士”赴臺開展革命工作，羅福星回到了自己的家鄉苗栗發展抗日力量，並連續組織了四次武裝起義，但在日本嚴密的警察制度下，羅福星等人不幸被捕。

　　1914年，日本統治者判處羅福星死刑。羅福星走上絞刑臺前，寫下了“不死於家，永為子孫紀念；而死於台灣，永為臺民紀念耳！”的遺言。

　　羅福星犧牲第二年的1915年是日本的殖民者在台灣統治的第20個年頭，為紀念“台灣始政二十年”，日本人準備在台灣進行大規模的慶祝活動。

　　台南的西來庵是一座有名的神廟，有一個人經常在這裡給信徒們布道，他叫余清芳。他講的話題也是有關日本在台灣統治20年的事，他説：根據神的指示，日本人割臺20年的限期已滿，應該把台灣還給中國，如果此時乘機起事，就可得到神的幫助。他們還與大陸的同盟會聯絡，並接受了少量偷運的武器支援。

　　余清芳曾任台南鳳山縣的警員，因痛恨日人的暴政，辛亥革命後，他辭去了警員職務，決心通過武裝起義光復台灣。和余清芳一起暴動的還有從大陸回來的羅俊，以及在當地堅持抗日的義軍首領江定。

　　日本警察得到了余清芳暴動的情報後，馬上下令通緝，余清芳率眾退入台南山區的噍吧年地區，噍吧年是抗日的義軍首領江定的老家，這裡的蔗農在日本蔗糖資本家的剝削下，早已瀕臨破産，這次暴動共有1500多人參加，其中蔗農佔了大多數，這也是日本佔領台灣後最大的一次暴動。

　　在日本軍隊的進攻下，西來庵暴動被鎮壓了下去，余清芳、羅俊、江定等被捕。日本殖民統治者在台南開設了臨時法院，審判余清芳等1466人，其中被處死刑者竟有903人，所以這次審判又被稱為“血腥大裁判”。為了收容這些所謂的犯人，日軍搭蓋了臨時的牢籠。有記載説，這些被砍下來的義民頭顱，光以牛車裝運，就有十幾車之多。

　　余清芳死時年僅37歲，暴動平息後，日本人將西來庵夷為了平地，並出臺一系列政策，嚴禁大陸工人來臺，禁止台灣人加入中國的政黨組織，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聯絡幾乎被切斷了。

　　如果説日本殖民者的專制統治和對蔗農肆無忌憚的壓榨導致了西來庵暴動的爆發，那麼日本殘酷的統治和對木材的掠奪則導致了另一次起義的爆發，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台灣原住民的霧社起義。

　　霧社位於台灣中部的南投縣，這裡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因山上經常霧氣繚繞被人稱為霧社，社就是部落的意思。霧社共有12個部落500多戶人家2000多人，馬赫坡社是霧社原住民泰雅人族群中的一個大社，他們的首領叫莫那魯道，莫那魯道身材高大，性情剛烈，是霧社族群的一位領袖人物。

	日軍拘押義民的臨時監獄

　　從山外到霧社，必經一處險峻的天然關口，這就是眉溪附近的“人止關”， “人止關”是清政府設立的，它其實是一道界關，歷史上山裏的原住民和山外的移民以此為界，過著相安無事的生活。

　　霧社所在的中部山區森林資源非常豐富，為開採森林，日本佔領台灣後，就開始對這個地區進行征服。1910年開始，日本人終於突破“人止關”，他們動用軍隊對原住民進行了連續5年的“討伐”，逐步在霧社地區建立起了警察社會。

　　1930年前後，霧社已經成為山地的一個小鎮，設有相當於分局的警察課分室，下設18個警察所，這裡住有36戶日本人。

　　1930年十月的一天是莫那魯道的大兒子塔達歐莫那結婚的日子，族人們都來參加婚宴。席間，日本巡警吉村以為這裡搞什麼集會，突然闖了進來。為表敬意，新郎給吉村端上一碗酒，不料吉村嫌他手上有牛血，就打翻了酒碗，新郎再次勸酒，被激怒的吉村就用警棍當眾毆打他。

　　被侮辱的泰雅人忍無可忍，他們將吉村痛打一頓，攆出了村子。 第二天，日本警察以“侮辱官憲”的罪名將塔達歐莫那抓了起來。莫那魯道害怕日本警察借機製造事端，於是親自去向吉村賠禮道歉。但吉村根本不理睬，莫那魯道預感到大禍要臨頭了。

　　生活在大山裏的原住民把大樹作為部落的守護神。日本殖民者為修造神社，強迫他們去砍伐這些神樹，更為惡劣的是，日本警察為使樹木完好，要伐木人肩扛手抬，當日本警察用刺刀逼迫原住民時，起義的火種已經在他們心中點燃。

　　因為霧社地區完全變成了一個無法無天的警察世界，所以警察吉村的恐嚇讓莫那魯道感到了血腥和猙獰。吉村要血洗霧社的消息傳出，莫那魯道決定武裝暴動。

　　1930年10月27日，日本殖民統治者為紀念死在台南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將在霧社公學校舉行聯合運動會，許多日本警察都要參加會議，考慮到警察會疏于防備，莫那魯道把起義的日期定在了這一天。

　　上午八時，起義開始了。他們一部分人衝擊會場，另一部分人襲擊各警察所，切斷電話線，巡警吉村在這次襲擊中丟了性命。

　　在警察密布的霧社地區，日本人對起義竟然沒有一點察覺，在這次起義中，只有一個警察僥倖逃到山下，並報告了霧社起義的消息。日本殖民者立即調集大批軍警組織圍剿，起義原住民憑藉人止關等天險奮勇抵抗，激戰三天，日軍沒有一人通過人止關。

	日軍屠殺義民

　　為了消滅莫那魯道，日軍開始用飛機、大炮，對霧社狂轟濫炸。而起義民眾僅有900余人，使用的是獵槍、柴刀等原始武器，最後莫那魯道決定將族人撤進大山與日軍週旋。雲龍大橋是霧社山胞主要的對外通道，他們破壞了鐵索橋，以斷日軍的補給線。

　　這時候，森林真正變成了泰雅勇士的守護神，他們利用密林的掩護，不斷地襲擊敵人。

　　這是泰雅婦女寫的一封血書。這些婦女不願拖累族人，又不願落入日本人手裏受淩辱，所以不少人最後選擇了自盡。

　　日本天皇也聽取了有關霧社事件的報告，他對軍警進展緩慢表示不滿。於是進攻開始瘋狂升級，他們用飛機向霧社的密林中投下毒氣彈。霧社事件也成為日本的“731細菌部隊”在大陸進行毒氣作戰的先例。

　　1930年12月8日，泰雅勇士打完了最後一顆子彈，他們決定在被祖先奉為神靈的大樹上自縊。自殺前他們先唱靈歌，然後把臉洗乾淨，並用布蒙上自己的臉，泰雅人傳説這樣死者就能轉世重生。莫那魯道和他率領的抗日族人用這種極為悲壯的方式，合上了“霧社起義”最為慘烈的一頁。

　　這次起義，霧社共有700多人犧牲，日本警察以“保護”為名，強迫倖存的人離開霧社地區遷往川中島上，川中島是一座被三條河流包圍的島嶼，島上瘧疾蔓延，遷到這裡的人不少都死於疾病，這就是被人稱為斬盡殺絕的第二次“霧社事件”。

　　霧社起義四年之後，一位獵人打獵時，在密林中的岩石縫中發現了莫那魯道，在他的白骨旁，還剩下一支銹蝕的步槍。

　　對莫那魯道恨之入骨的日本人聞訊後隨即將遺骸運回，先在公眾場合暴屍展覽，後又送到台北帝國大學當作研究標本，一直到台灣光復後，人們才找到了莫那魯道的遺骸。

　　在霧社起義參加者中，還有兩個特殊身份的人，他們就是改為日式姓名的山地籍警手花岡二郎、和在霧社小學執教的山地籍教員花岡一郎，他們從小受的是日式的奴化教育，但起義爆發後，他們都脫下了日本人的制服，參加了戰鬥，最後和族人一起上吊自殺。

　　在鎮壓了霧社起義後，日本修建了深入台灣腹地的鐵路和公路。從此，霧社地區的森林資源遭到了歷史上最大的破壞。通過這些鐵路、公路，台灣島上的資源源源不斷流向了日本本土。短短幾年，霧社地區的千年老樹就被砍伐凈盡。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不到一年時間，日本先後六次發行國債，黃金貯備從288萬噸驟降至8萬噸，日本的戰略物質迅速消耗。 1938年4月，日本公佈“國家總動員法”，加快了對台灣掠奪的步伐，尤其加緊掠奪與戰爭密切相關的礦山資源和石油資源。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