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理解和認識）

　　全國人大代表 張競強：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我覺得是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這次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對於加強農業現代化的建設，和採取一系列的措施，我覺得對農村根本上推動農村生産力的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 劉堅：我覺得中央提出來這麼一個重要任務，是多方面的意義，我特別強調一個，我覺得中央提出來一個新農村的建設，是探索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和工業化道路。

　　第二部分（已經取得的成績和可借鑒的經驗）

　　對於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有的代表委員也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全國人大代表 王永昌：我們在新農村建設方面呢，這幾年力度很大的就是加大了農村的社會保障。特別是低保對象，我們做到應保盡保，凡是符合條件的，都進來。還有呢，我們這幾年呢，就是工作覆蓋了農民新型的合作醫療。還有這個農村的五保戶，五保戶，我們已經做了98％以上的五保戶。都是集中供養，也是由敬老院，農村都建了敬老院，這個集中在一起供養。

　　全國人大代表 趙明恩：提起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我們作為竹林來説，非常非常歡迎。比如説“鄉風文明”，原來我們這個竹林，一開始就是經濟發展起步，我們提出了兩手抓，就是當時提的是，黨組織力量，50％抓經濟，50％力量抓思想。

　　第三部分（建設新農村的意見和建議）

　　而大部分代表委員提出了自己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 劉堅：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注意解決城鄉差距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明智之舉。同時我覺得特別是家寶總理提出來，要穩定農村的家庭經營承包責任制，就是不能輕易地把土地拿走。

　　全國人大代表 姜鴻斌：我想的就是減輕農業人口的問題，現在我們很多人認為，減少農業人口呢，是靠農民的進程務工。但是我不認為它是一個根本的出路。應該是就地的，通過産業化模式的經營，就地的轉化為從事工業生産。

　　全國政協委員 程蘋：要把這些新的技術和新的品種，要向我們廣大的農村，快速的轉化，讓農民真正地能夠接收到這樣一些新的技術，能給他們的産業帶來變化。能使他們的經濟收入能增加。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們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個核心所在。

　　全國政協委員 徵鵬：我個人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應該包括兩方面內容，就是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問題。物質文明方面，農民應當有適合於他居住的，而且標準不低的住房、以及生活用品。最能代表的，具有代表性的是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應該上一定檔次，比如説3000元啊，每年最起碼人均純收入3000元啊，4000元啊，5000元啊等等。第二個是精神文明方面，包括圖書館，衛生室，文化站，運動宣傳隊，體育的代表隊等等，現在我們西雙版納有這種情況了。傣族婦女呀，穿著筒裙就參加籃球比賽。

　　第四部分（對未來的展望）

　　幾乎所有接受採訪的代表委員們都表示，他們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充滿了信心。

　　全國人大代表 靳克文：在新的一年裏，我們想圍繞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當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很多的內容，就是我們要給老百姓，辦一些實事，也就是群眾最關心，老百姓最受益，最急需的一些問題，辦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

　　全國人大代表徐德全：今年下這麼大的決心，有黨的好政策，要建設新農村問題呀，我們都遠遠的規劃。第一個規劃，主要是我們的路規劃了，40多米寬，房子蓋的都是獨家小院，兩層樓，所以説呢，我們建設新農村，就是一張藍圖繪到底。

　　全國人大代表 姜鴻斌：實現這個目標，應該經過全民族的努力，我堅信啊，在我們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經過我們全民族的奮發圖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樣的目標會實現的。

　　兩會背景：建設新農村

　　滔滔黃河，奔騰不息，這條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上下五千年，孕育了偉大的中華文明，也成就了一部浩繁的農耕文明史和農村史。進入階級社會，農業、農村、農民一直成為歷代統治者心中的頭等大事。時至民國時期，以梁漱溟為代表的一群愛國知識分子紛紛興起鄉村建設實驗，卻夭折于日本侵華戰爭。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 鄭風田：當時的很多知識分子之所以選擇中國的農村，那麼最主要的原因，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民在中國佔了絕大多數，而農民又是在這個社會裏面處於最貧窮落後的，所以中國要想有希望，那麼必須要改變農村，改變農民。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由於經歷連年戰爭，這時候的中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舉。如何建設一個富強的新中國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領導集體不容回避的最大現實問題。

　　鄭風田：從1949到1979年這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實際上農業在整個為中國的工業做貢獻，但同時呢，國家又希望能夠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

　　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首次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並且先後通過土地革命、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生産關係的變革，來打破地主經濟的束縛和小農經濟的局限，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等各個方面重新塑造農村的形象，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國家農業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辦公室主任 丁力：由農民起來，通過組織化、革命精神來改變農村的面貌，國家在大江大河的治理這些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禁賭、禁止嫖娼、解決傳染病、移風易俗，使廣大的農民有了新的觀念，男女平等，擺脫了宗法勢力，所以農村煥發出很大的力量。

　　由於強調為國家的工業建設服務，城鄉的二元經濟結構在這個時期得到強化，農民的生活長期也沒有較大改善，1978年我國城鄉收入比達到2.6：1。農村重新面臨重大變革。這個問題擺在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面前。

　　丁力：改革開放以後呢，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確立，人民公社解散，過去的組織化的形式有很大調整。

　　鄭風田：通過這樣一種新的制度，農民的最大潛力釋放出來了，農民的工副業發展很快，尤其是中國鄉鎮企業是一個世界奇跡。

　　1984年，城鄉收入差距下降到1.8：1。從1985年開始，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隨之帶來國民經濟快速增長，但是農民收入的增長相對滯後，1992年，城鄉收入差距再次提高到2.6：1。2005年，全國農民人均收入3255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絕對值差距達到了7283元，相對差距達到3.22：1；同時，農村的各項事業緩慢推進。

　　丁力：農村這種落後的基礎設施，遠遠不能滿足經濟全球化、國民經濟一體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它就成為一個瓶頸，迫切需要解決。

　　1991年，中央的21號文件再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2000年，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2003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100美元；２００４年，我國ＧＤＰ達到１３.６５萬億元，人均ＧＤＰ突破１萬元。這些成就的取得為新農村建設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鄭風田：國家做出重大的戰略調整，提出了以工補農、以城代鄉，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200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對農業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 2005年 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十一五”期間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主要任務，“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和要求。

責編：肖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