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利吱吱扭扭地來到了村裏，在塵土飛揚的路邊，我看見了董葡萄。本以為即使長得不像鞏俐，也該像鞏俐演的秋菊。真正是出乎意料，個子出乎意料地小，樣子出乎意料地老。沒怎麼寒暄，就把我們往家裏帶。家是租來的，在村子的東北角，離村“主流”居住區域隔著老遠的一片田，孤零零地和幾座空宅子為鄰。

　　報紙都把董葡萄叫“秋菊”，她丈夫是山西鋁廠的工人，1996年在工作中燒傷，在當地一家醫院動手術輸血。5年後，不明原因地低熱、拉肚子。確診艾滋病後，董葡萄開始要和這家醫院打官司，還沒開庭，醫院主動要求私了，賠了28萬。而董葡萄手裏並沒有任何有效證據，都是自己推測的。因為有一個和丈夫同時間住院並輸血的女孩子也得了這種怪病死了。

　　本來説好的拍攝計劃突然被打亂了。

　　在我們把進度精確到按小時算的時候，董葡萄通知我們，鳳凰臺沒有預約突然到來。拍攝時間不得不以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縮水。幸虧當天的光線很美好，我們的攝像王揚老師和董葡萄又都是聰慧而果斷的人，一個半小時之後，我的腦子重新理智樂觀地開始思考。

　　第二天下午，肚子裏揣著一碗熱乎乎的泡饃，我們又來到了村裏。接上董葡萄，在運城市遊走拍攝的時候，董葡萄從她破舊的牛仔雙肩包裏掏出了一個饅頭。啃著。天氣很冷，一嚼一嚼地，嘴邊冒著白氣。鳳凰臺的同仁很敬業，昨晚幹到了12點，今天又幹了一上午，“一點東西也不吃”，董葡萄和丈夫當然也只有餓著了。聯想起剛到董葡萄家裏，我異乎尋常地熱情向他丈夫“offer”的手，和稍後肝腸寸結、把手兒細細端詳的舉動，看來要想讓艾滋病患得到真正“國民待遇”，宣傳和普及知識的力度還要加大。

　　關於艾滋病，當時和後來一個反復困擾我的問題是，丈夫感染了艾滋病，董葡萄在不知道的情況下一塊兒生活了5年，怎麼沒被傳染呢？

　　採訪在北京。

　　提起丈夫，董葡萄斬釘截鐵：沒有一點感情。沒離婚，因為孩子。

　　丈夫是個老實人。但是這幾年得病後身上不舒服，常打她。可是，恨丈夫不是因為“家庭暴力”，而是他太“麻木”了，確診艾滋病後，一點不擔心。應該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級別的“恨”吧。

　　倒是董葡萄，運城、西安、北京地跑，要讓丈夫住最好的醫院。打官司，律師要找北京的，還要正規事務所的。沒錢，借，或“騙”——説是孩子住院。對不起孩子，她一邊哭一邊説。

　　案子法院不受理，從北京請來的律師跑了大半年也不管用。董葡萄找到法院工作人員：家裏還有孩子等著呢，不受理，我就跟著你。我能想像，當時她的目光一定堅毅決絕。就像，劉胡蘭一樣。

　　案子被受理了。她説，我要看看國家法律到底保不保護我們這些弱勢的人。

　　私了的28萬元，代價是不許再聲張。在節目製作中，董葡萄也再三叮囑，千萬要説得含糊點。如果大家都去找，就麻煩了。

　　那個失去了女兒的人家，因為女兒得的是“怪病”，至今還不敢跟外人提起。

　　公平就這樣用傳統的江湖方式維繫著：無論得與失，都是個體行為。制度、法律、社會正義，go to hell!

　　按照董葡萄的要求，買好了火車票，還是晚上11點到西站排隊買的。可是在開車前兩小時，董葡萄説，你能不能把票換成明天的，我還要辦點事，麻煩你了。在細雨中趕到西站，在烘烘的腳丫子味兒裏跑上跑下的時候，心裏的彆扭真別提了。好你個秋菊！

　　節目播出了，給她打電話，挺高興：我看到了，在縣裏親戚家看的，謝謝你，以後女兒看了，就知道她媽媽是個什麼樣的人了。

　　節目是8個月前做的，這時候得獎，真是意外。關於董葡萄，能記起的就只有這些了。

責編：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