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次漫長、艱辛的轉移。1937年7月底，北平、天津相繼淪陷，9月10日，遷移到湖南長沙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臨時大學。四個月後，長沙臨大決定西遷昆明，並改名為西南聯大。

　　聞一多的兒子聞立雕説：“臨時大學形勢吃緊，在長沙也不安全，要搬到昆明去，當時學校規定，教職員，發給你路費，可以坐車、坐船到昆明，男生組成一個湘黔滇旅行團步行到昆明去。”

　　聞一多教授和他的學生任繼愈都報名加入步行團。

　　這條路，重復了紅軍的路線，很多老標語還在。有的重復了《徐霞客游記》的路線。

　　辭去了五朝宮闕，又告別衡山湘水。1938年1月下旬一個晴朗的早晨，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在韭菜園聖經書院臨時大學召開出發誓師大會，會後即告別了三湘大地。臨時大學師生入滇的路線有三條：大多數教師、家眷及部分女同學從長沙乘火車到香港，然後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車入滇；經濟條件較好的男同學和少數女同學，由長沙乘火車到廣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車途經柳州、南寧、鎮南關進入越南，轉乘火車入滇——這一路人數最多；而最艱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發，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步行團”了。步行團由11位教師和284位學生組成，將步行1300多公里穿越湖南、貴州、雲南的高山峽谷。

　　出發之前，每人發給軍裝一套，綁腿、草鞋各一雙，油布傘一把，限帶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須的生活用品。步行團的最高軍事領導，是由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推薦的原東北軍少將師長黃師岳。聞一多、曾昭掄、李繼侗、袁復禮四位教授與學校派出的指導員黃鈺生共同組成輔導委員會。

　　正是隆冬季節，小夥子們肩背行囊，冒着嚴寒，渡過湘江、沅江、資水三條大河，越過湘西，到了貴州省境內。

　　古時候，這一帶叫做“夜郎”，山路崎嶇，加之陰雨連綿，行走極其艱難。頭幾天還有人打傘，可細雨似乎永無停止地下着，為了行走方便，大家將油布傘往背後一擱，不撐了。棉衣濕透了，到宿營地攏一堆火烘乾，第二天再穿。

　　柴之棣説：“開始穿草鞋走路，走了一兩天，腳都起泡了，換成布鞋，走了幾天也破掉了，結果還是把自己帶來的平時穿的鞋子穿上去。就這樣走。

　　讓步行團吃盡苦頭的這條崎嶇山路，很快便成為人們從淪陷區走向大後方最重要的通道之一，而且，隨着戰爭的推移，中路、西路、北路三條道路先後中斷，惟有這條南路一直保持到1944年11月，而這個時候，離抗戰勝利也只有咫尺之遙了。

　　步行團裏年齡最大的是聞一多先生，又是詩人又是學者的他，一路上，體會和感慨最多。有學生問他：“聞先生，像您這樣的大教授，怎麼放着火車、輪船不坐，和我們一起受這份罪？”聞一多笑笑説：“火車我坐過了，輪船我也坐過了。但對於中國的認識，其實很膚淺。今天，我要用我的腳板，去撫摸祖先經歷的滄桑。國難當頭，我們這些掉書袋的人，應該重新認識中國了！”

　　聞一多給他的父親寫信道：“五日來，都是在農舍打地鋪睡，和雞、鴨、豬、犬同室而臥。”這種生活過去哪體驗過！這一路，這種情況，對他起着無形的一種推動他接近人民，體驗勞動人民生活的一種作用。

　　在這二百多人的行軍隊伍中，聞一多始終是極其獨特的一員——他不穿軍裝，不穿短襖，一路上總是套着那件灰布長衫。無論隊伍走到什麼地方，人們始終看得見後頭跟着一位穿長衫的教書先生。

　　從長沙走到昆明，這一段路沿途經過的都是農村，經過少數民族的地方，看到少數民族的疾苦。任繼愈看見老鄉的臉都黃黃的，問怎麼臉這麼黃，是抽鴉片煙還是怎麼的，他們説不是，冬天沒有被窩，就烤火取暖，眼熏火燎，煙熏了臉就發黃，不是鴉片熏的。

　　步行團一路走，一路考察，這一天來到貴州中部風景秀麗的苗嶺山寨。

　　神秘的雲貴高原，聚集了30多個少數民族。他們都還保留着古老的民風民俗。對研究古代神話和楚辭的學者無疑是一座難得的寶庫。從此，聞一多的唐詩研究和古神話研究都拓開了新局面。學美術出身的聞一多先生沿途作了五十多幅寫生畫。

　　休息的時候，聞一多常常拿個小本子走家串戶，當時不是説采風，而是跟當地的百姓學唱民歌，收集一些素材，一路走下去。聞一多發現，中國雖然很窮，中國民族的希望就在這些人身上，因為出錢出力出人的就是他們，窮困是窮困，可是力量集中起來還是了不起的。

　　一路上的親身經歷，使任繼愈對中國現狀産生切膚之痛，他把學術興趣由西方古典哲學轉到中國哲學，併為之辛勤耕耘了六十多年。

　　68天以後，又是落日時分，站在高坡上遠遠望去，五百里滇池盡收眼底，目的地昆明終於到了。

責編：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