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製于1936年的影片《壯志淩雲》，講述了東北農村幾戶人家，從流亡到最後團結抗日的經歷。不久，影片作曲冼星海，走上了與主人公相同的道路。而劇中男主角的扮演者田方，這年也來到了延安。現84歲的著名演員于蘭回憶：當時我看這個人眼睛怎這麼熟啊？好像在哪兒見過。啊呀，這不就是《壯志淩雲》裏面那個男演員嗎？他怎麼不當明星到這兒來了，也跟我們一樣穿著草鞋、布衣。不由心生敬佩。田方被認為是上海灘“最有希望的硬派小生”，而在他星途燦爛時，卻千里跋涉到窯洞大學任教。

　　滾滾的延河水，逶迤向東流去。共同的經歷和信念，使他們的心漸漸靠在了一起，他們同作家劉白羽也成了親密戰友。延安魯藝的一座窯洞裏，音樂家冼星海正在為《黃河大合唱》組曲做最後的潤色。那時也沒電燈，就在燭光和油燈下進行創作，冼星海就趴在桌子上譜曲，他一邊譜這邊就一邊唱，最後改了兩遍。

　　詩人光未然不慎墜馬左臂骨折，他忍著疼痛寫下了400多行的歌詞後，又披著件斗篷，遮住吊著的手去參加朗誦，他能背出自己寫的詞《黃河大合唱》，整個一段詩朗誦都是光未然自己念的，裏面有“黃河之水天上來”的句子。這些身居窯洞的藝術家們，此時此刻要用激情的筆、跳動的琴，向翻騰怒吼的黃河，訴説我們民族的苦難與希望。

　　胡宗溫回憶：1939年4月13日，《黃河大合唱》公演那天，後勤給大家在唱歌前每人吃個生雞蛋潤嗓子，大家興奮不已：這是《黃河大合唱》首場演出，在陜北公學禮堂後臺化粧的隊員們還不知道，場外已有上千觀眾等候。淺灰色的軍帽、軍服，一扎皮帶，男男女女站了兩三排，非常整齊壯觀。姑娘們還掏出了軍棉襖裏的棉絮，以展示她們的英姿。

　　排練是冼星海組織的，合樂後由鄔析零來指揮。胡宗溫回憶説：雖然比起現在來唱的音色不是頂好，但這是我們親身經歷的，那種情緒、感情、思想，在我們腦子裏非常具體。開口一唱，就想起我們在船上。趙尋回憶：那時唱得也不一定好，但熱情很高，大家唱起來連舞臺的地板都震動了。幾天后，這些從武漢來的年輕人離開延安，又奔赴抗日的戰場。

　　1938年的春天，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許多對西北邊區産生興趣的青年懷揣這本書奔赴延安。現84歲的著名演員于蘭回憶道：當年到延安一路走了很長時間，最後一天我怎麼也走不動了，下午四點多鐘時大家簡直是一點力氣也沒有，忽然有個同志看到寶塔山了，一下大家也不知道餓了、累了，便向著寶塔跑去。

　　中共中央戰時所在地延安，地處陜甘寧邊區抗日根據地的中心，自抗戰爆發以來，無數青年人匯集在這座偏遠古城。他們在窯洞裏的大學上課，學習軍事、文化，日後又從這裡奔赴抗日戰場。初來乍到的于蘭來自北平，她被黃土坡上一座歐式建築吸引了：原來是蓋得相當精緻的一座教堂。如此偏僻處怎麼會有教堂呢？她們也進去看看，進去一看，黑壓壓的一大片，在臺上兩個氣燈的映照下，有個穿軍裝沒打裹腿，係著腰帶的女孩，在指揮唱歌。于蘭她們一下被吸引住了。

　　始建於1925年的橋兒溝教堂，已辟作魯藝的校舍。同學們清新、活潑的神情，感染了這位喜歡藝術的年輕人，幾個月後，于蘭考入這所充滿朝氣的學校，而與她先後腳離開北平的劉白羽，同時也在該校執教。劉白羽回憶：那年我的生活非常艱苦，一年沒有發衣服。我現在還有一張那時穿著破破爛爛棉衣照的照片，而且只能吃小米飯、山藥蛋。于蘭回憶：即使延安的生活是那麼苦，仍擋不住大家歡快的情緒。每天晚飯後，大家都成群結夥地在延河邊散步。著名學者艾思奇曾這樣描述：“生活是極度的苦寒，所有的物質供應是在最低限度的水準上。”

　　沈鴻，上海利用五金廠經理，在眾多企業遷往大西南的時候，他把目光投向西北黃土高坡。叮噹作響的窯洞裏，不但生産出殺敵武器，而且還敲打出自力更生的鐮刀、鋤頭。開荒很苦，山坡上幾乎都是長滿草和樹根的處女地，結得緊緊的，一鎬頭下去根本挖不開，像于蘭這樣的女同志，得好幾鎬頭才能開出一塊地來。

　　一個早晨，重慶方向飛來的C—45型運輸機，降落在山下的空地上。他們是美軍觀察組，又稱“迪克西使團”。

責編：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