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從誡回憶，離開時前途未卜：去什麼地方？最後什麼結局？這場戰爭中國能否打贏？皆不知。且從沒出過如此遠門。過去去野外是調查古建築，此時拉家帶口卻是逃難，但他們義無反顧。

　　就在凇滬戰爭爆發兩個月後，日軍部隊源源不斷開來增援，上海戰事危急時，上海西區一座石庫門裏，一位10歲的孩子正等著爸爸回來。王小亭之子、今年80歲的王健龍回憶：每天早出晚歸的父親，有時回來很興奮，有時回來卻話都不願講。他每天拍攝著那些他看到的地上已經死的和正在死的人，心裏非常難過。這位著名的戰地記者扛的是一架德國産的電影攝影機。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説：我整天奔走拍攝，嘗試用鏡頭記錄下動蕩的中國社會。無數的生命消失在騰起的煙霧中，鏡頭後面的王小亭神情越來越凝重。有一次他回到家裏，心情很不好，那次據説他去拍攝四行倉庫時，看到我們很多士兵都英勇的一個個倒下去。

　　1937年10月26日午夜，一位名叫謝晉元的團長率領800位官兵，進駐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執行阻擊任務，血戰四天四夜。隔岸觀戰的中外人士發現：槍林彈雨中還有一位手提攝影機的人。他拍下的四行倉庫的激戰成為中國軍民頑強抵抗的真實寫照。寺廟裏香煙繚繞，市民們晝夜為這支孤軍祈禱。

　　為了避開日本飛機轟炸，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求得禪源寺方丈幫助，把剛入學的一年級學生從杭州轉移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天目山禪源寺裏上課。當年在天目山廟裏上課的一年級學生大概有二三百人。同學們置身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既有離家的孤獨，又有難得的安寧。

　　在杭州六合塔下，茅以升主持的錢江大橋建設已進入關鍵時刻。1934年開始建造的這座鋼鐵大橋，註定要載入中國橋梁史冊。

　　錢塘江位於入海口，聞名於世的錢塘江大潮和隨水流變遷的泥沙成為建橋的兩大難題，所以杭州人把辦不到的事比做“在錢塘江上造橋”。受命于危難之際的茅以升不負眾望，採用一整套切實有效的方法攻克技術難關。工程進展順利，通車指日可待，可戰爭的腳步逼近了錢塘江大橋工地。茅以升打破常規，打樁、建墩、上樑同步進行，力爭大橋早日竣工。八一三後上海很吃緊，戰火逼近了杭州，杭州錢塘江大橋于1937年9月26日鐵路橋首先通車：沒有鮮花，沒有鑼鼓，更沒有彩旗，只有一輛運載著抗日物資及不計其數逃難的老百姓的列車緩緩地駛過大橋。鐵路橋開通，並沒有給茅以升帶來絲毫的喜悅。危機重重的大橋，誰都不知道它日後的命運將會怎樣。實際上在他造橋時，在大橋的南端的第二個橋墩上，已留下了一個方洞，別人都不知道這個原來方案上沒有的方洞是幹什麼用的，只有他和總工羅英知道：這為了阻止敵人的進犯，準備隨時炸橋用的。

　　此時在上海，吳蘊初天原化工廠的搬遷經受著血與火的考驗。吳蘊初説：儘管你日本人要炸，我也要搬。5年以前的“一二八”戰火中，沈淵的“華申水泥廠”被日軍的重磅炸彈摧毀，停工達十個月之久。1937年，“華申”剛恢複元氣，厄運又一次降臨。沈淵咬破手指，用鮮血寫下十二個大字：“願為抗戰效力，誓不以廠資敵。”此時，吳蘊初也告別了家人，一走，女兒就八年沒看見他。

　　上海陷落後，日軍侵入被稱為魚米之鄉的杭嘉湖平原，其先頭部隊已與嘉興守軍交火，杭州告急，十多萬居民涌出這座古城以躲避戰火。

責編：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