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屆三中全會確立中國經濟外交路線圖

央視國際 (2003年11月06日 16:51)

　　《財經》雜誌消息：日前結束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未來中國經濟走向的“路線圖”，同樣也預示著、指引著政治路線圖和國家間關係的路線圖。

　　三中全會表述了中國的新問題和新現實

　　隨著中國經濟連續25年的高速增長，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出現了重大的變化，這樣的變化所可能帶來的政治軍事後果，在相當多的海外觀察家中間，缺乏共識。他們對於中國實力增長後如何使用這些力量，感到沒有把握。由此而來的如何回應中國崛起、如何與中國共處、如何與中國競爭等問題，就是客觀存在的重大外交問題。我們不能無視這種堪稱自然的、本能的反應。　

　　我們需要明確地意識到，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轉型，是一項具有全球意義的試驗，具有重大的國際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後果，它的成功及失敗，都一樣具有國際價值，而且，它的轉型以及走向，不是單向的對國家間關係施加影響，而是在與國家間關係進程的互動中，彼此相互施加影響。不能反映這種進程的政策，就是一項錯誤的政策。　

　　如果説，中國過去25年的改革政策是正確的話，那麼，我們需要明確，所謂的正確政策至少包含了兩個方面：一個是推進經濟改革，逐漸明確建立市場經濟的目標；另一個則是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國家間關係主題這樣的判斷。　

　　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基本成果體現在兩個決議之中：一是《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是《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決議雖然是兩個，而實際上卻是統一和連續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直接承繼著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前後兩個決議只有兩個詞的差別，一個是“建立”，一個是“完善”，兩個詞的差異，反映的是中國十年間經濟領域的重大變化以及出現的新問題的解決方案 ；另一個決議，《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則是對伴隨中國十年間經濟領域重大變革而出現的利益格局和新的現實的憲法承認。因此，可以説，十六屆三中全會表述的是中國的新問題和新現實。　

　　中國經濟的轉型增長之路

　　過去十年間中國經濟所依循的路徑，簡單地説，是所謂的“不平衡發展戰略”。在這一戰略中，經濟目標居先，而憲政轉軌則有所滯後，因而中國的轉軌性增長帶有失衡的特徵。具體表現為：　

　　1。經濟先行戰略導致經濟和政治之間關係的失衡。在經濟轉軌之初，人們一般期望經濟的市場化會相應地伴隨著行政權力的弱化。這是經濟學、社會學上的一個一般性假設。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官員中的“下海潮”，就是這種期望的體現。但是，中國實際的轉型進程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市場經濟並沒有消解政府權力。政府權力和市場保持了同步增長的局面。市場中居於主導地位的行政權力異化為“權力的市場化”，權力成為經濟資源。目前嚴重的腐敗問題，就是這種異化的反映。　

　　2.轉型的不平衡還體現在區域經濟增長的巨大差異方面。根據筆者對全國人大的採訪和觀察，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到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世紀之交，地方官員呼籲最多的問題，就是區域不平衡問題。有學者把這種區域差異概括為“一個中國，四個世界”。　

　　3.轉型不平衡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收入分配上的差異。通過對北京的抽樣調查，收入水平最高的10%人群，其購買力是收入水平最低的10%人群的10倍。就全國而言，收入最高的5%至10%的家庭是收入最低的5%至10%的家庭的100倍。幾項權威性研究得出的目前中國大陸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的估計值，介於0.39～0.55之間，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0.45是比較合理的估計值。這個估計值只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略低。

　　4。中國轉型性增長帶有權利分配不平衡的特徵。經濟上的不平衡增長，其背後的根源是權利的不平衡。比如農民收入之所以無法提高，其主要的原因是農民在城市中的就業權利得不到維護。根據對1988～1995年收入差異擴大的原因的考察，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貢獻最大的是農民能否進入到現代部門獲得工資性收入，其貢獻率最高達39.7%，成了第一位的因素，而且這一趨勢還在加強。1998年以來，弱勢群體的概念得到普遍使用，所反映的就是權利失衡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中國的轉型性增長伴隨著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權利的不平衡性增長。　

　　三中全會著力解決的問題

　　那麼，十六屆三中全會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呢？我認為，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