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上午9點，“文學院師生緬懷啟功先生座談會”在主樓七層勵耘報告廳隆重舉行，會議由文學院院長張健主持。參加會議的有與啟功先生共事過的離退休老教師，在職中青年教師以及學生代表近五十人。

　　張健院長做了重要講話。他説，啟功先生的逝世，是國家的損失、學校的損失，更是文學院的損失，我們要認真總結、發掘、宣傳啟先生的精神，把這種精神運用到我們的實際工作當中，更好地建設我們學校、學院。張健院長提出，目前社會上對啟功先生的名字非常熟悉，但是對他全面的意義和價值，認識得並不深刻。啟功先生作為教育家、國學大師、古典文學和文獻學研究專家的一面，還沒有為大家所充分了解。這不只是為了啟先生、北師大或者文學院，而是為了我們民族的文化。圍繞這一中心，在座的老教師暢所欲言。

　　很多老師都談起自己與啟功先生交往的歷歷往事。梁仲華老師、吳萬剛老師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説明了啟功先生對學生以及青年教師的無私關愛，譚得伶老師回憶了自己一家與啟功先生的交往，史錫堯老師則談了啟功先生的道德文章，祝鼎民老師談起了啟功先生上課的情景，鄧魁英老師深情地回憶了自己與啟功先生長達五十六年的師生情誼，通過點點滴滴的小事，老師們對啟功先生的為人、為師給予了高度評價。

　　郭預衡先生、程正民老師則從學者的角度，談到啟功先生作為學者的成就和歷史地位，以及他對學術的摯愛和樸實執著的治學精神，浦漫汀老師還強調指出，啟功先生把其他都作為副業，而以教學為主、為己任、為驕傲的一面，我們要在教學方面真正紀念並繼承啟功先生，就要努力做到“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八字校訓。

　　趙仁珪老師向與會者彙報了啟功先生生前著作的整理和出版計劃。學生代表謝琰和啟功先生的在讀博士生姚穎也在會上作了發言。整個座談會的氣氛莊重而不失熱烈，發言中時時流露著與會人員對啟功先生的緬懷與崇敬之情，大家一致認識到，啟功先生的學術成就、對人生、社會、對生命的智慧，都是值得我們緬懷和學習的寶貴財富，文學院責無旁貸地要做更多的工作來紀念先生、弘揚先生。

　　張健院長在總結講話中提出，此次會後文學院要在學校的部署下把相當精力用於總結研究啟功先生的思想，作為教師，先生對於教育事業對於本職工作對於學生，那是看作生命一樣。在崗中青年教師一定要繼承先生的這個特點，把我們的教學工作、科研工作、學科建設爭取做得更好一點，讓逝去的人放心。

　　附：文學院緬懷啟功先生座談會發言摘錄

　　梁仲華：

　　我是53年入學的，啟先生給我們講元曲和明清小説，有一件事給我很深的印象，就是他對學生的關愛。我們年級有一個學生是廣東人，不喜歡戲曲。先生帶我們去看戲，就坐在這位學生旁邊為之現場講解戲曲之妙，改變了這位學生對戲曲的看法。

　　我真正對啟先生有所認識是在文革之後，那時他很忙，當時我當副系主任管教學，覺得學生的字比較差，教師的字也應更加美觀，就向系裏建議開書法課，請啟先生來講，他非常爽快地答應了。在大學本科開書法課，我們學校是第一個。這就使我感覺到先生對年輕教師、系裏工作人員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

　　我與先生接觸逐漸多起來是在九十年代。1997年，我們年級的同學畢業四十週年第一次回母校聚會，回來的主要目的是拜訪先生、見見同學。我們後來編了一個紀念冊，想請啟先生題簽。我知道先生很忙，找他的人實在太多。後來還是壯著膽子去，先生很爽快就寫了。我擬的是“京華共高秋”，後來拿去給先生看，先生説這個沒主語啊，就加了“同宴”兩個字。這個紀念冊印出來後，同學們很高興，又拿去給先生看，先生認真地一頁頁看，讓我十分驚訝的是，好多同學的相貌他都記得。先生對學生特別關愛，我好幾次找他寫字，他都沒推辭。同學有願望去找他，他都痛快地答應。我們編刊物，想怎麼能學習先生的人品人格，傳播我們的刊物，後來就選了先生的一副字“花落無言，人淡如菊”，我覺得這代表了先生的人格，就拿去問先生，先生説好啊。後來印出來，先生看了非常高興。

　　先生主要是個教育家，我記得在86年，學校印了一副先生的畫和詩，題為“獻給為培養新一代辛勤勞動的教師和職工和未來從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們”，詩是“從來造化本無私，喜見松蒼竹茂時 抱雪淩陽嘉陰遠 好陪修籜長新枝”，這是指導我們教學工作的座右銘。這表現了先生作為教育者對青年教師的期望，誨人不倦，關心我們的成長，給予了我們很多很多，告訴我們除了學識之外作為一個教師應該怎麼做，後來的校訓就更進一步明確了教師的職責。

　　譚得伶：

　　校訓“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確實是啟先生風範最好最好的體現了。我們國家、學校有這樣的寶，值得我們珍惜。為了追思，確實是要全面認識他的價值，像趙仁珪先生幫助整理口述歷史，就是非常好的。啟先生的學歷那麼低，但是後來知識那麼淵博，經歷那麼坎坷，可從來都很樂觀。他是書法大家，可對人從來平易近人，很親切。在九十年代，我有時去他家，他總是留著不許走，和我講很多的事情。“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不僅是我們學校的校訓，對整個教育界也是最好最好的，我們要把這種精神很好的傳達下去。我自己從93年回到系裏，才與啟先生有一些接觸。86年我到蘇聯參加烏克蘭詩人謝甫琴科的紀念活動，實在沒什麼禮物可送，我想了想讓啟先生題字，他寫了一句話“詩卷長留天地間”還畫了畫，很可惜我當時沒有照下來，這幅畫現在在烏克蘭基輔的紀念館。1999年我父親的文集要出版，請先生寫書名，啟先生寫了兩遍，第一遍的時候，把“模”寫成了言字旁，後來發現不對，又特地重寫了一遍，我覺得其中凝聚了先生對我父親的感情。90年代在舊主樓的時候，系裏為老師辦集體生日聚會，我有幸和啟先生合影，照片上的他喜氣洋洋。1994年，我們全家去啟先生家裏，他和我們每個姊妹都合影。

　　我講的很零碎，主要是講先生對每個人都是滿腔熱情。他在師大工作七十年，要真正對得起他，最好的紀念辦法，就是把他的精神發揚光大。另外我也有一點建議，我們係確實有很多值得研究挖掘的老師，關於係史，因為百年校慶我看到了數學系的係史，我覺得中文系的寶貝比數學系還多，要全係動員，很好地整理出來。現在正逢盛世，我們要好好搶救遺産，我覺得這個寶貝在我們這一代一定要開始，越晚就越救不出來了，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吳萬剛：

　　啟先生身上確實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可以通過座談回憶的方式來好好總結，這對於教育後學很重要。我覺得師大的校訓“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來概括啟先生、用來教育師大學生是非常好的。我們老師應該從各方面來蒐集啟先生的資料，我發現啟先生在報刊上發表的一些詩在詩集裏並未見到，還有他給人的信件也可以蒐集起來，這對發揚他的精神財富是有價值的。下面我談一下自己對啟先生的認識：我是61年畢業留校分到古典組工作的，非常榮幸地可以和一些老先生接觸，其中和啟先生接觸比較多。那時候正好編歷代散文選，我負責聯絡，一方面聯絡劉盼遂先生，另一方面也聯絡啟先生。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啟先生對工作非常認真負責，一絲不茍。他的註釋詳細，字跡清秀，貼的小條非常小，但字很工整，都可以認得來。這對我的影響很大，從此我有意識地學習寫工整的鋼筆字。那時先生住在小乘巷，我每次去的時候就順便把信件帶給他，他和師母非常熱情，讓我喝茶，房子很小，他們就讓我坐在床上。另外先生對於年輕教師非常熱心，有求必應，我有什麼問題都拿去向他請教。比如有一次，我在郊區講授明清小説，其中有學員提到紅樓夢裏面林黛玉的一段話，對於學員的問題我不大理解，就去請教啟先生。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77年10月14號的下午，當時他不在家，但晚上看到我留的條立即寫了非常詳細的回信並在第二天託人交給我，對我的提高很有幫助。在文化革命後期，他主動給我寫了副字，用很漂亮的朱紅色的紙，是毛澤東的《長征》。我覺得這是先生對我的一種鼓勵，要我不怕困難做好教學。我還時常向他請教詩詞格律，在文革中先生寫了《詩文聲律論稿》一書，當時沒有複印的條件，他自己拓了三份，送給我一份。我把這份論稿作為非常珍貴的禮物保留下來，作為珍藏。

　　先生不僅對我，而且對我孩子也很熱情，我那時經常抱著孩子，啟先生看到了總逗他。一次他問我孩子叫什麼名字，我説叫勁松，取自毛澤東的詩詞，過了幾天他竟然寫了這首七絕給我。我對先生更深入的了解是看了他的詩詞，使我最感動的是他對老伴真摯的感情。他的痛心篇寫得非常通俗但感情真摯，很感動人。我最近反復地看《口述歷史》，先生説這些都是掏心窩的話，根本不要用什麼修飾。他還説自己愧對老伴，一起吃了苦，但經濟條件好轉時，老伴已經去世了。我覺得這方面值得很好地紀念，有些人地位有了有了財後想法就有所改變，但先生並不這樣。

　　浦漫汀：

　　我對啟功先生是非常尊敬。我最先崇敬的是啟功先生的書畫，後來才逐漸對他有所認識。在他去世以後，我讀了大量報道文章，對啟先生有了越來越深刻的認識，也越來越感到他的離去確實是我們的重大損失。啟功先生是國學大師、著名書法家、鑒定界元老，尤其是貢獻極大的教育家。他的逝世是我們學院、學校的損失，更是國家的損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個損失是難以彌補的。在現在這個人才輩出的時代裏，我們不能説就沒有啟功一樣的人物或啟功第二，但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有社會的支持、國家的支持，還得有個人的條件和努力。我們有些同志是國家專心培養的對象，但他有自己的想法或是這樣那樣的問題，就不一定能成為國家所希望的人才。我讀報看啟功先生的成長過程，可以看出，啟先生也並非完全的天才，有很大成分是靠他的個人努力。我們學習啟功，特別是作為教師、教育工作者來學習他，主要不在於學習作為書畫家的啟功先生，而是學習作為教育家的啟功先生。他在這方面確實給我們樹立了楷模，他在北師大從教七十年，名片上面就只有一個頭銜：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他只承認自己是一個教書專家，而別的都是副業。我看到了非常感動：啟功先生有那麼多的成就，在全國以至於世界都有很大的影響，可他自己引以為豪的只是老師的身份，而把其他的工作都看作副業。以教學為己任、為驕傲的啟功先生，不僅是在書法、繪畫、文物鑒定上具有很高的造詣，而且在很多專業方面如漢語言文字學、古詩詞他也造詣頗深。我覺得，啟功先生的為人謙虛、治學嚴謹、教學中循循善誘，對困難學生的熱情資助和關懷，都是值得我們這一輩人繼承和發揚的。他為我們學校提出並親手題寫的校訓“學為人師，行為世范”，實際上也是他自身實踐的概括。我們如果能做到這八個字也算是以自身行動學習和紀念了啟先生，這就是對啟功先生最具體、最有意義的紀念。啟先生為師為人，性格方正廉直，謙虛忠厚，對我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們要自覺地學習啟功先生的精神，真正做到“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並且把這八個字傳授給學生，我們的教學科研都會得到更快的提高和發展，我們就算是真正紀念了啟先生。

　　程正民：

　　94、95年，學校讓我主持中文系的工作。接手後我分別向鍾先生和啟先生兩位請教，啟先生當時給了我很多鼓勵和指導，令我十分感動，其中充滿了對一個晚輩的關心和支持。在後來的三年工作中，我處處更深刻地感受到他對學院、教師和學生的關心和愛護。

　　我想從我所感受到的啟先生作為一個學者、一個老師的角度來談點感受：啟先生作為學者，首先愛自己的專業、學術研究和學科。文化界有一個現象，就是大學者對自己的看法與別人往往有差距，比如齊白石。對於啟先生的評價也如此，外界比較看重的是他是書畫家、文物鑒定專家，對於他在古典文獻方面的學術成就研究弘揚得不夠。《漢語現象論叢》這部學術專著剛出版時沒有引起重視，古典文學組的幾位老師給了建議，當時就開了一個研討會，大家認識到，啟先生不是用西方的語法來套中國的詩文現象，而是通過自己對中國語言的感悟，來總結中國詩文固有的特點，比如聲韻啊對偶啊。與會的各方面專家對此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啟先生對學科建設也是傾注了很大的心血，在古典文獻學科上做了很多的工作。一個學科的建設不是簡單的事情，從鑒定到成長髮展，學術&&人非常的辛苦。啟先生對隊伍的培養下了很大的工夫，為了解決老師的戶口、職稱問題，他都親自跑動，費很大工夫。有天中午他冒著大太陽來主樓找我，拿出要給中央領導、教委的信，裏面談到他的學科建設的問題，希望得到解決。後來學科調整，學位辦説要做大調整，我們學校民間文學和古代文獻學的博士點可能在調整之列，啟先生親自請國務院學位辦的同志到家裏，把自己的看法詳細地加以論證闡釋，談了兩個多小時。過了兩天學位辦就挂電話來説啟先生説得很有道理，不合併了。我們學校這兩個博士點能保留下來，兩位老先生功不可沒。啟先生不僅關心自己所在的學科，對中文系的其他學科也很關心。文藝學中心成立時，沒有顧問，我們想請啟先生。當時啟先生還病在床上，但滿口答應，非常認真，來回琢磨題字的寫法。他非常認真，不是挂名而已，經常過問，在百年校慶的文章裏還提到了兩個中心的建設。他熱愛學生，不管是老學生還是現在的學生，啟先生對他們都有天然的感情，學生有什麼要求他都會滿足。96年新生入學，我們發現貧困生數量增加，生活很困難。中文系組織發動了一個捐獻活動，活動之後，啟先生對我説，他想陸陸續續寫一些書法作品，拿到榮寶齋賣，將所得的收入給貧困學生。儘管先生的身體後來不好，這件事最終沒有辦成，但我深切地感受到啟先生對學生的關愛。

　　史錫堯：

　　我想作為一個大的學者，留給後世的主要是道德文章兩個方面。我作為啟先生的學生，想通過兩件簡單的事來談談自己的體會。我讀大學是在輔仁，三年級到師大，啟先生講明清小説傳奇，談到關漢卿，在課堂上有腔有調地念關漢卿的自讚，當時我的體會就是，作為一個學者，做人的原則和情操在任何壓力下是不會改變的。啟先生非常欣賞關漢卿的自讚，他自己也是這麼做的。我前幾天看報，談到啟先生的一些生前逸事：在文革期間，他的幾位老朋友，北大教授，成為四人幫的御用工具，作為打手和吹鼓手。啟先生非常生氣，就寫了信，斥責的話説得非常嚴厲。啟先生自己是這樣要求的，包括對自己的朋友他也不能忍受，這樣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再談一點，咱們系裏面發給每個老師啟先生的書畫集，我看了下。其中有一副詩配畫，叫《四季石竹圖》，上面沒有發表時間。但據我推測，是文化革命期間，竹子不管四季怎麼變化它的顏色都是一樣的。我想這也是代表了啟先生的人品。啟先生曾經有坎坷的經歷，文化革命中被錯劃成右派靠邊站，成了掃廁所隊伍中的一員。儘管如此，他仍然保持了學者的本色。後來由於本身的成就得到社會的公認，在學術上社會上有非常高的地位，但仍然保持了書生的本色，對人謙遜和氣，並沒有像魯迅批評的“一闊臉就變”。我想這都是我作為學生需要很好體會學習的。

　　鄧魁英：

　　我是49年入學的，到先生去世認識他有五十六年，而且同在一個教研組。接觸了這麼多年，我自己覺得向啟先生學習得還不夠，不是他的好學生。但對啟先生我是高山仰止，非常欽佩的，但我對他有自己的理解：啟先生今天享有這樣的死後殊榮，不是炒出來的，絕對是根據他的人品成就來得到的社會從上到下的承認。我覺得啟先生有個很大的特點：他對共産黨心存感激。他後來的很多行動，不在於他有多高的覺悟，但是感激使得他後來在工作上、在對待教育事業上、在對人上，都帶有一種對新的時代、社會、國家的感激之情。1956年，啟先生母親去世的時候，總支讓我拿了五六十元去看望啟先生，錢並不多，但他接到後痛哭流涕，説要用一世來報答這份情誼。

　　啟先生最理想的生活還是畫畫寫字，和老朋友品茶聊天，和學生講他的處處是學問的“豬跑學”，這是他最希望的生活。但我總覺得他時常在委屈自己，為工作付出一切。我舉一個例子，改革開放後啟先生開始出國了，要穿皮鞋，他是穿慣了布鞋的，他怎麼換都不合適；後來又要繫領帶，他説我必須穿必須係啊，這是國體呀。他從生活的細節都考慮到大局。他説他是禮品的製造廠，各級領導，凡是出國要做禮品都要啟先生寫字，任務非常重。有些挨邊的人就千方百計上他家去拜訪，所以他自比熊貓啊，貼出了“大熊貓病了”的告示。有些人是慕名來求字，也有人是為了圖利來求字，啟先生很辛苦，是什麼支持他去做呢？主要是心存感激，七十年代中美有乒乓外交，啟先生靠自己的努力開展了一場書法外交，為國家做了貢獻。我覺得這與他理想的學者生活是有距離的，但他委屈自己去做了。現在紀念啟先生大家談了很多，我想今天紀念他，首先得知道先生願意不願意，願意大家怎麼去紀念他。去年給啟先生過生日，他多少次説捧著蠟燭頭，給我唱好聽的生日快樂，我啟功也是個小蠟燭頭了。我們的心意是好的，但他心裏是很忌諱。今天有學生提出要把主樓改名叫元伯樓，為什麼當時沒把獎學金叫做啟功獎學金呢，就是因為啟先生他願意做貢獻但不願意留下這個名。我們紀念他，最好先領會他生前的意願想法。他去世以後我們就不要再做些逆著他意願的事情了。多回憶回憶先生生前的言行，他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教師，我們圍繞這個來紀念他，繼承他的傳統，是不是更好些？

　　張俊：

　　啟先生去世以後，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們係六個博士點創始人中的最後一個也走了，這對我們係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像啟先生這樣又懂詩文，又懂書法，又懂戲曲小説的鴻儒大師，別説在我們學校、在全國也不多，是這樣的一位先生走了。我和啟先生接觸比較多，主要是三個活動：一是文革後期，修改新華字典；第二個活動是郭預衡先生、劉盼遂先生主編《歷代散文選》，我後來也參加了，協助做一些具體的工作；第三個就是關於《紅樓夢》的註釋，從七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在這樣一些接觸中，我感到啟功先生待人處事也好、做學問也好，不張揚，不炒作，不媚俗，提出什麼看法都是實事求是的，都是從實際出發講出來的，所以很有影響。

　　當時我起草了《紅樓夢校注》的説明，拿給啟先生看，他加了兩行字，説：程偉元刻《紅樓夢》的時候可能是一邊改一邊刻，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程甲本的文字改動的多寡不等，正因為這樣，想找一本沒有改動的純粹的程甲本固然不容易，而改全了的純粹的程乙本也不多見。這個説法被研究《紅樓夢》版本的專家所採納，後來有學者和我説你們在《紅樓夢校注》裏的一段話實事求是，符合程甲本流行的實際情況，我告訴他這是啟先生加的。後來在《紅樓夢》研究裏出了一些假的文物，啟先生都是很冷靜地來看的。當時在通縣發現了曹雪芹的墓，有些紅學家大肆炒作，但啟先生就説過這樣一段話：如果通縣這塊墓碑是真的，對紅樓夢的研究有什麼幫助，是假的，又有什麼影響？講得很好，糾纏于那塊墓碑的真假對紅樓夢的研究有什麼影響呢。他對這些炒作的東西，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象一些人一味地加以附和。同時，啟先生也很寬厚的待人。在為《紅樓夢》做註釋的時候，有些人的著作大量使用了師大的註釋卻沒有註明出處，我寫校注後記的時候，問先生該怎麼寫，啟先生説很好辦，他是這樣加的：有關單位和人提供了大量資料，我們表示感謝，；同時，我們的資料也被一些人採納，這是對我們極大的鼓勵，我們很高興。用了材料沒有註明的人，心裏就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啟先生沒有説他們使用註釋不規範，而是從鼓勵和表示感謝這個角度來講。現在學校要啟編《啟功全集》，我希望能收集得齊全一點，儘量地搶救一些東西，這樣的工作更實際。

　　郭預衡：

　　啟先生不僅是我們今天的教育家、書畫家、文藝鑒定家，在中國歷史上還有他很重要的歷史地位。這點我還不是想得很清楚，先説一下：中國歷史上學人很多，出現了各種類型，啟先生是其中一種類型的集大成者。從唐宋明清以來，有這樣的學者，在各方面都有成就，詩文、書畫、文獻、掌故，能創作，能著作，能講授，出了不少，比如鄭板橋。啟先生九十壽辰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發在北京日報上，其中提到了鄭板橋，啟先生看了文章給我電話，很高興。

　　啟先生真是繼承發揚了中國文化的一種特殊的傳統，這在世界文化中都是很特殊的，有中國特色的，就是像板橋這樣詩文書畫各方面都有成就，但是啟先生又有自己新的個性特徵和時代特徵。板橋是玩世不恭，啟先生不同，他的對人對事，他的胸懷做法有他的特點，與過去文人不一樣，既繼承又有所不同，這與他一生的生活經歷有關係。啟先生從小到老整個過程，他怎麼學習、怎麼從師、怎麼治學、怎麼教學，我們要學習、要繼承、要發揚的東西很多，不是短時間能夠做到的。我們不要像書畫界那樣借機炒一下，而是要真正把他身上好的傳統繼承下來，發揚出去，這是我們的任務，也是社會對我們的期望，我們文學院負有這個任務。

　　祝鼎民：

　　我是院係調整以後到師大的，啟先生也是那時候到師大的，所以我聽先生的課不少。先生上課有一個特點，涉及的面很廣，不像別的老先生從書本到書本，所以五十年過去了，許多課的內容我都還記得。他為了加深我們對所學的認識，不僅解釋清楚，還組織我們去看崑曲，京劇。他講求實踐，講到中國文學與佛教的關係，那時侯雍和宮還沒有開放，他就利用自己的關繫帶我們進去參觀。去參觀故宮，也不是參觀就算了，而是帶我們找到沈從文先生，讓他當導遊。不能去的，先生就帶我們看圖片，比如元代壁畫。他講課很活、很有感情，至今我還能記得一些。我覺得先生教學的特點與他生活和經歷有關係，就是注意活的學問，把古的和活的、現在能發掘的結合起來。對啟先生我真得很佩服，陸機的《平復貼》，歷代都沒有人能夠認全，而啟先生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把它讀通了，都解釋清楚了，這真是天才。我看過啟先生鑒定書畫，我還沒看清楚，啟先生一眼就能看出來。和他接觸，的確能學到不少東西。

　　謝琰：

　　啟先生去世了，我們學生都感到非常悲痛，而我在去年獲得了勵耘獎學金的一等獎，在這裡尤其有些感想想表達。首先，勵耘獎讓我第一個感動的是這是啟先生為紀念陳垣先生設立的獎，他們間這一段長達幾十年的師生情誼在學界和文化界一直傳為美談，我對這兩位大學者之間的關係非常感動。兩代大師級人物之間的那种老師對學生的無限關愛，以及學生對老師的永遠景仰，這不僅值得我們永遠記住，也是我們應該去傳承的。我本人沒有榮幸得到啟先生的教導，但我的老師很多是啟先生的學生，聽到了許多啟先生對學生的關愛的故事，我想這是啟先生從陳垣先生那裏繼承而發揚的。啟先生設的勵耘獎是他自己辛苦義賣字畫而籌集的，他是一介書生，很清貧，不是企業家、資本家。他的錢完全是他的精神、才華和愛心轉化而來的財富，他毫無保留地給了師大，去援助一些優秀或者困難的同學。這令我非常非常感動，我感到的勵耘獎學金不是一份錢或證書，而是先生的愛心沉甸甸地壓在心上。我被保送到古典文獻專業，到了先生創業的門下。我們這一代希望從事古典文化研究的學子，在啟先生面前有這樣強烈的感受，就是我們的思維方式和審美感受已經和古典的思維方式和審美感有了很大隔閡，而啟先生身上這種東西卻很完整地保留了下來，這在當代彌足珍貴。而我們在青年時代能夠親身體會到這樣一個偉大人物，一個傳統文化的代表，是非常榮幸的事情。我希望自己能夠一步一步地做好，去繼承發揚傳統文化。

　　姚穎：

　　我是啟先生在讀的03級博士生。我和啟先生第一次接觸是在六年前，那時剛剛確定被保送到啟先生門下讀碩士，一方面很榮幸但壓力也很大。別人問起我導師的名字，很驕傲又很慚愧，師從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師，感覺差距真得是很大，自己擔當不起學生的稱號。幾年下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從先生身上學到了為人處事的方式，這在我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潛移默化的傳承。我想説一些具體的例子：先生非常熱愛教育，他聽説有農村孩子要走幾十里山路，中午吃不上飯，非常著急，於是捐了三萬塊給那所學校。後來那所學校的校長給他來了信，説感謝您給學校捐的錢，我們用它又蓋了一座新樓，先生聽了非常的生氣，他和我説我捐錢是要他們解決孩子的吃飯問題，不是用來蓋樓的。從中可以看出先生是一個非常實在的人。

　　還有在對待學生身上，我與先生雖然不能夠頻繁地見面，但是一種感情也慢慢地滲透到心裏。我快結婚的時候，給先生打電話，他聽了非常高興。後來我和愛人約好去拜訪先生，約的是八點，到的時候先生家的鐵門是開著的，他就坐在正對著門的房間，鄭重地等我們。他對學生的個人幸福和發展非常重視，先生自言自語地説我要想一想怎麼表示我對你們的祝賀。過了幾週他送了我一對喜聯，這我會永遠珍藏。我知道先生有兩個心願：他很希望我們推著他到什剎海去轉一轉，也希望能夠到票房去看一看，也許還有其他許多的願望，現在都沒有辦法實現了。我們這些學生能做的就是把他的學識慢慢消化，把先生為人處事之道滲透到我們的言行當中，這是對他最好的懷念。

　　于翠玲：

　　有幸做啟功先生的學生，不僅欽佩先生的淵博學問，更仰慕先生的人格境界。96年12月27日，先生在一張新年賀卡上題寫了這樣的話：“所學足為後輩之師，所行應為世人之范！學習校訓，理解如此。”我內心為之震撼，當即複印，以班主任的名義分送給96級編輯學專業的每一個學生。我有幾次拜訪先生，特意帶兒子旁聽“國學”。高考有道語文題提到“通才”，兒子立刻寫道“啟功先生……”。我對先生提到此事，他瞇著眼睛笑道：“別把我寫得太好了！”先生對客人介紹我，竟説：“這位是我的同事”；他送給我全套《啟功叢稿》，還説：“那上面有許多錯誤，我要修改。”尊師重教，為人謙和，治學嚴謹……，先生以自己的言行垂范後學晚輩。

　　劉寧：我1997年進入師大中文系的博士後流動站，導師是啟功先生，副導師是鄧魁英先生；出站後，有幸留在系裏工作，在過去的八年裏，啟先生一直給予我許多關懷。從做出站報告開始，我遇到疑難，常向先生請教，先生常由一個問題引發許多精妙的聯想與議論，有時碰上沒有來客，他竟能談上兩、三個小時。先生對我的生活也十分關心，我母親生病後，每次去拜見他，他第一句總是問：“老太太怎麼樣？”三年裏沒有一次例外。李商隱稱讚韓愈的《平淮西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先生就像溫煦浩蕩的元氣，永遠活在我們心裏。

　　趙仁珪：我想向大家彙報一下下面的一些工作，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啟先生生前的著作和學術思想，我們已經整理了一些，包括《啟功韻語集》、《啟功題畫詩墨跡選》、《啟功口述歷史》。但關於他在文學院的教學，僅有一本《啟功講學錄》，是根據我們上碩士生時候的筆記整理的，還有後來先生講所謂豬跑學時根據錄音整理的一些內容。真正和文學院相關的還應該有更多的東西，希望大家能提供線索。啟先生的遺著，我們也在籌備出版，當前最緊急的就是在整理《啟功先生逝世文集》，因為要蒐集所有相關的新聞報道和紀念文章，還有各種唁電輓聯，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我想請各位老師來幫助。剛才在會上聽了大家的發言，我非常受感動，有很多珍貴的資料，真切的感情，最好大家能夠把想要説的寫成一些小文章，我們收集起來。我們也設想了啟先生遺著的書目，包括《啟功藏貼選》，對於書法研究是非常有用的；《啟功題跋卷》，這裡面也有很重要的先生關於書畫的思想；還有《啟功書信選》，包括與友人談論學術書畫的內容，這些既有厚重的學術價值又有精美的藝術價值，很多都是先生隨手寫的，越是隨意越是好，這裡面的藝術價值比有些出版了的還要好。但其中還是偏重書畫的多，關於文學、文獻、古跡整理和學術思想方面的還沒有，我希望文學院的骨幹能提供更多線索。總而言之，希望在學校、院裏的領導下，我們把它做好，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靈，告慰先生對我們的教誨。

　　張健：

　　我們有個共識，即啟先生的思想精神要深入研究，這是博大精神，非常豐富的，也是相當複雜的。治學這塊先不説，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考慮。先生為人處事的態度，對人生、對生命的看法，就有很大的智慧。啟先生對生命是心存感激的，所以與外在的世界能夠和諧相處，但在他心中又保持著做書生的本色和操守，保持著赤子之新，因而對社會的看法就會有自己的見解，內心會有痛苦和不適應。另外先生出身皇族，與社會上層來往很多，可謂通天，但他又有非常明顯的平民情節，關心百姓的疾苦包括貧困學生。我在教務處想搞鴻志班的時候，先生就給予了非常多的支持，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儘管先生的位置非常高，可以通天，但又關心老百姓的事情。

　　啟功先生確實是一個非常豐富的值得研究的人，他身上可能很多成分都有，那麼主要成分是什麼？不同成分之間是什麼關係？最深層次的成分是什麼？這些對於我們教育後代、文化傳承，到底有什麼深遠的影響和價值，顯然不是一天兩天幾個人可以研究出來的，需要很長時間很多學者從事認真的研究。我想追思會以後，文學院要把相當精力用於總結研究啟先生的思想，為了做好這個工作，我們要按照學校的部署，文學院的教師責無旁貸，應該是其中的主力。啟先生生前多次強調他最看重的身份就是自己是一個教師，這是他的本業，他為此而榮。作為教師，先生對於教育事業對於本職工作對於學生，看得像生命一樣珍貴。在崗中青年教師一定要繼承先生的這個特點，把我們的教學工作、科研工作、學科建設爭取做得更好一點，讓逝去的人放心。

責編：楊育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