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軍，1964年生於蘭州市，1981年入伍，1988年被特招進了蘭州軍區戰鬥歌舞團。1993年進入中央電視臺，成了中央電視臺的一名節目主持人，主持《東西南北中》。現在主 持央視三套的《藝術人生》。

　　中央電視臺《藝術人生》的主持人朱軍出書了。內容挂在新浪網上，招來網友們言辭激烈的評論，留言版上褒貶參半，愈發引起讀者的好奇：朱軍寫書，到底是怎樣的內容？

　　新書名叫《時刻準備著》，這樣一個很“正”又很“嘎”的名字，倒是符合朱軍在觀眾中的印象。在這本書出版之前，本報記者就曾採訪過朱軍，他説這部書講述了他自進入央視10年以來的點滴小事，期間穿插了他的工作、情感經歷以及“北漂”、創業的艱難生活。曾經鄙視“名人出書”的朱軍表示，這本書與一般意義上的“名人出書”不一樣，“我不覺得我是‘名人出書’，我覺得最大的不同在於我自己的感受，我沒覺得自己是名人，我的生活中也沒有什麼特別轟動的事，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過了許多年之後的一種反思，一種感悟。我這本書不是敘述，不是對過往的事情的敘述，寫這些事是為了表達我今天的感受。”

　　讀書報：你也曾經是個“北漂”，書中記錄了這一段經歷嗎？

　　朱軍：記錄了。當時剛到北京的時候，生活上確實比較清苦，情感上尤其的孤寂，沒有親人沒有朋友，然後你所服務的單位又是一個需要你仰視的單位，那時確實感到艱難。但是我的目的明確，就是想幹一件事，因為目的明確，所以也很快樂，人有方向的時候總是很快樂，就怕沒有方向時會覺得很迷茫。

　　讀書報：這本書中最動感情的是哪部分？

　　朱軍：寫父母那一段，寫得很快，也是寫得最動情的，有一種説不出的情感在涌動，幾乎是掉著眼淚寫完的，尤其是現在回過頭來看自己成長的過程中父母付出的愛，所以是情感表達最充分的一段。那段時間，一年零兩個月，父母先後離去，對我的打擊很大。

　　讀書報：書中對生活中負面的東西是否涉及？

　　朱軍：嚴格地講，我心中負面的東西真的不多，坦率地説，這是第一次完全因為我自己的事情而面對這麼多的媒體朋友，而且我會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生活中負面的東西有，但我經常不會去想，想了也無益，與其那樣想不如積極點去想，自己舒服，別人也舒服。

　　讀書報：感覺生活中您是一個比較低調的人，常常懷著一種感恩的心，那您出這本書的目的是什麼？因為名人出書現在已經成了一種時尚，你怎麼看名人出書？

　　朱軍：實在地講，如果我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可能也不會出這本書，但是這絕對不是唯一的動力，在《藝術人生》做了兩年後，就有讀者打電話、寫信來建議由觀眾當主持人，我做嘉賓，想聽聽我的故事，但是拿我的工作平臺講我的故事，我自己是不能接受的，也不能認同。但今年3月份的時候，節目組去了好多觀眾，依然表達了同樣的想法。同時，這一階段，也看到一些同事的書，比如孫玉勝的《十年》，我覺得有些情感、有些感悟是鏡頭無法表現的，還是需要文字來表達的，我今年40歲了，所以想送自己一個禮物。恰巧這個時候，長江社來找我，所以一拍即合。

　　讀書報：你的這本書和其他的名人出的書有什麼不同？

　　朱軍：我覺得最大的不同在於我自己的感受，我沒覺得自己是名人，我的生活中也沒有什麼特別轟動的事，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過了許多年之後的一種反思，一種感悟，我這本書不是敘述，不是對過往的事情的敘述，寫這些事是為了表達我今天的感受。

　　讀書報：當年和楊讕一起主持節目時，你覺得自己當時挺土的，現在呢？變化大嗎？

　　朱軍：從外在的説，我現在如果是在做節目，我會讓自己和這個時尚社會更合拍一些，我榮幸地告訴大家，我是時尚雜誌評出的時尚先生的候選人，很多年了。但在生活中，我是特別隨意的一個人，夏天經常就是一個大背心就穿出來了。

　　讀書報：《藝術人生》之前，感覺你似乎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是《藝術人生》開掘了你最具才華的部分，你自己是如何看待這個變化的？

　　朱軍：《藝術人生》對我意味著真正的成功，我在書中也寫到了，它讓我找到了37年人生經歷一個傾訴的出口，有很多情感、價值觀我會通過節目表述出來，也許有人不認同，但它是我的，《藝術人生》中我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主持人。如果嘉賓和我的價值判斷不一樣，我們可以在節目中探討，結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這樣一個探討的平臺。之前的《東西南北中》和一些大型的晚會中，大家看到的是一個平面的朱軍，但《藝術人生》中我展現的是比較立體的，是真正作為主持人的朱軍。我希望兩鬢斑白的時候還能坐在這個位置上，不過這説起來有些矯情，但心裏在這樣想。

　　讀書報：《藝術人生》中主持人的作用是不是更大一些，你自己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朱軍：談話節目一定是主持人的節目，這是勿庸質疑的。這之前，會有很多的前期準備工作，細節的設置等等，但是在現場真正發生情感碰撞的是主持人的工作。如果一期節目做過以後，你覺得大家都表達得非常盡興，舒暢，那麼作為主持人，我不敢説是成就感，但那是一種長出一口氣的暢快感，甚至這種感覺會延續。節目可能只有2個多小時，但做完節目之後，我們可能還會有長達5、6個小時的暢談。除了沒有攝像機，實際上我們的談話還是在繼續。

　　比如説採訪劉歡、王志文，都是節目錄完了，都半夜了，可我們的談話換個地方，找個小酒館，還在聊，一直聊到天亮。

　　讀書報：你曾經説過，不希望觀眾的關注點都集中在主持人身上，這樣不利於節目，你現在又準備出書，會不會更加使觀眾的注意力集中于你的身上呢？

　　朱軍：關於出書，我剛才也説過，如果別人出於善意地勸你做一件事，你拒絕了，第二次，你又拒絕了，可以説你內斂或是風格高，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時候，就同一個話題那麼真誠地希望你做，你還是拒絕，那就叫“給臉不要臉”了。我是這麼覺得的，所以找了這樣一個方式，也是給那些觀眾一些交代。

　　讀書報：你的書中會記錄一些做得不成功的節目嗎，比如網上討論比較多的覺得你在那次節目中表現得不夠好的《無間道》？

　　軍：在書中我記錄了一整頁網上對我的批評，當然謾罵的除外，批評我是接受的，謾罵我是拒絕的，任何一個人也沒有權利罵我。

　　我也沒有就這個問題做過多解釋，只是記錄了一些當時在現場真實的東西。比如説，當時我在現場念了給梁朝偉、劉德華的第三個問題，他們説不聽，可我還是念了，網上説好像真難堪呀什麼的，但是現場其實不是那樣的，我之所以把第三條拿出來執意地念出來，其實我原本也並沒有需要他們回答，是想告訴大家，他們之間是有著友誼的，他們都在為對方擋著一種東西，都把最難的一個問題留下來而沒有推給對方，他們相互之間的這種關照，很讓我感動，我想把這個東西也告訴觀眾，在書裏我表達的也是這樣的想法。

　　後來，我們通過長江社的編輯知道，朱軍堅持選用《時刻準備著》做書名，是因為他覺得一直以來，面對命運的種種選擇，自己的狀態始終是“時刻準備著”，而機遇都是在積極“準備”中光顧的。他隱隱感覺，以往的一切似乎都是在為《藝術人生》做準備：從小家境的窘困和父母近乎“苛刻”的教育；當偵察兵時對品格脫胎換骨的錘煉；偶然中被推上臺做“主持”；楊瀾、高立民“適時”地出現與友善的建議；“漂”在北京時的處處碰壁；進入中央臺後的數次“改行”以及才藝上的天賦和癡迷等等，都是在為最終的追求做鋪墊，並且如願以償地得到回報。 （《讀書報》記者：　張振勝 ）

責編：李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