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時期，論壇上出現了津津樂道南街村的同時，筆鋒往往一轉，矛頭指向了小崗村，説小崗村有兩個“沒影子”：第一，拖拉機紛紛當廢銅爛鐵賣了；第二，全村426個人，掰著手指算出了7個大學生。當年第一個在“生死簿”上按手印的嚴金昌，最小的兒子一過完年，也終於憋不住，跟著進城打工去了。至此，嚴金昌家裏，除了老的，就是小的。村長的父親嚴俊昌在尋思：大家都進城打工了，那麼誰來種田？當年全國農村改革第一個吃“螃蟹”的小崗村，似乎淪落到一幅讓人可怕的境地。

　　我們應該歷史地、辯證地分析小崗村二十八的進程。

　　1978年底，小崗村18戶農民冒著坐牢的危險，在“大包乾協議”上按下了手印。“大包乾”是一個偉大的創舉，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大包乾”如星星之火，第二年就燃遍了近五千萬人口的安徽省大部分地區。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向全國推廣小崗村的經驗，迅速傳遍全國，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舉世公認的變化。t從此，中國廣大農民，徹底告別了那個饑餓、半饑餓的歷史。小崗村確實是中華民族當之無愧的英雄。:鄧小平對小崗村給予極高的評價：“農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把農村改革的經驗運用到城市，進行了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應該肯定，小崗村偉大貢獻的深遠歷史意義，遠遠超過了華西村和南街村。後人在編寫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對小崗村的偉大貢獻，將抹上重重的一筆。

　　為什麼對普通農民的評價，不能象對待一個偉人那樣的評價呢？這使我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城市企業也出現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步鑫生。他原是裁縫師傅出身的服裝廠廠長，首先實行按勞計酬，多勞多得，一時轟動全國。後來，各級領導之中，出現好大喜功，要他擴大經營規模，盲目地上了西裝流水線，這對一個適應家庭作坊的裁縫師傅，顯然很不適應，很快走下坡路，企業最終倒閉，但他的歷史功績還猶在。小崗村後來的變化，雖遠未達到這樣的結局，但歷史的功績是無法抹殺的。

　　小崗村不能成為華西村和南街村，這是很正常的，並不值得奇怪，也不需要驚詫。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教授、博導程漱蘭先生認為，像這樣一個“淮河旁邊缺少資源、封閉落後的小村莊”，難以“像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農村能夠快速發展。”還有，當年擔任生産隊長的嚴俊昌説：“小崗村富不起來，毛病就在於村幹部目光短淺，小富即安，腦子裏缺少發展意識，結果飽了肚子，空了袋子。”誰都知道，中國農民的小農經濟思想根深蒂固，小崗村的農民中普遍存在“床上有被蓋，桌上有酒菜，何必出去找罪受”的説法，代表了全國大多數農民 “小富即安” 的觀念。 不能因為今天的小崗村農民，沒有過上象南街村農民那樣富裕的日子，將扳子打在小崗村的屁股上，這是不公允的。我們不能回避歷史，離開整個國家政策，去評判小崗村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小崗村的領導人，在走訪南街村時，曾經表示將結束土地承包經營制度，重新走回原來的集體經營制度，在一些人眼裏，很快成為傳聞。我認為這是一種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作怪。應該看到，華西村和南街村決不是靠農業富起來的。中國農業生産，特別是種植業，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適合集體所有制這种經營體制。採用集體耕作方式，將會遭遇市場經濟不可抗拒的風險。如果這種方式，加上盲目的指令性種植計劃，可能重犯歷史上的錯誤。小崗村明擺著土地資源質量不高，數量不多，交通條件和人力資源受到限制，這是先天不足。發展工業，又是受到資源、市場和資金等限制，更缺少好的&&人，難免有很大的盲目性。盲目攀比和仿傚南街村，是沒有道理的。其實他們應該看到，全世界最發達的農業，還是以家庭農場為基礎；發展最好、數量最大的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現在有些出名風光的富裕村，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對擁有個性的領導人的過多依賴，領導人的去留，將決定全村農民的命運，暗藏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天津大邱莊禹作敏犯罪判刑之後，出現“人走茶涼”混亂景況，就能説明問題。

　　現在農村經營體制，是適應農業生産發展的，也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決不是重新回到集體經濟所有制的時代。據一些專家分析，南街村這樣的村莊，很有可能在未來還得要實行産權改革，建立農業的家庭經營制度。所以，小崗村應立足於自己，適用於本地，在生産發展的同時，讓農民自願的前提下，組織專業協會和合作社形式，不能存在一年半載就抱個金娃娃。媒體和外人應該以平常的心態，看待小崗村每一步的變化，沒有必要苛求、奚落他們。

責編：肖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