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時代價值的啟示

中國共産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長期革命鬥爭的實踐中，孕育了一系列的革命精神，形成了推動革命事業勝利和發展的強大動力，對中國革命和勝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決定着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革命實踐和革命精神的本質和方向。西柏坡精神是中國共産黨人在即將打碎和剷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機器、着眼於建立和建設新中國的革命凱歌中所創造的。它依託一定條件産生，又會超越産生的歷史時代而流傳，為後人追思、傳承和弘揚。

一、西柏坡精神産生於中國革命的歷史性轉捩點

一個偉大革命精神的産生，都有其豐富的時代內涵和社會背景。特殊的革命戰爭形勢和鬥爭歷史條件是西柏坡精神産生的客觀決定因素。

1、西柏坡精神形成和發展於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

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是解放戰爭後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的所在地。自1947年5月中央工委進駐，作為黨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西柏坡成為了世界的聚焦點。隨着解放戰爭序幕的拉開，與其它革命精神一脈相承，又帶着鮮明時代特徵的西柏坡精神，便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逐步形成和發展為一種新的革命精神。

為了帶領各族人民徹底推翻蔣家王朝，取得新民主主義的勝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統一戰線。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指出：“聯合工農兵以及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主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
西柏坡時期是我黨歷史上最團結的時期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實現大團結的輝煌時期。中國共産黨與民主黨派團結一致，共同依靠和發動群眾，積極團結工農和革命知識分子，形成了廣泛的統一戰線。僅1949年1月22日前，來到解放區的知名民主人士就多達55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親切接待了來訪的民主人士，並與他們共商建國大計。可以説，沒有共産黨人海納百川的寬闊胸懷，沒有馬克思主義者的遠見卓識，統一戰線是建立不起來的。統一戰線既是我黨戰勝敵人的法寶之一，也是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內容之一。

2、“敢於鬥爭，敢於勝利”是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必要條件

當解放戰爭戰略大決戰到來的時刻，國民黨軍隊尚存365萬人而我軍只有280萬人，在力量對比上人民解放軍依然處在劣勢。擺在中國共産黨人面前的最大的問題是：敢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戰役，敢不敢攻克大城市，敢不敢殲滅敵人強大的兵團，成為解放戰爭戰略決策上的重大問題。這是新舊中國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大決戰，也是西柏坡精神形成和發展的重要階段。

解放戰爭從戰略上來看，它分為三個階段，即戰略防禦階段、戰略進攻階段和戰略決戰階段。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內戰全面爆發。以美國外援為後盾的國民黨軍隊，無論從武器裝備，還是從軍隊數量上，都遠遠超過當時的解放軍，那時的解放軍處於戰爭的戰略防禦階段。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我軍廣大指戰員發揚克服困難，連續作戰的硬骨頭作風，在積極的戰略防禦中消滅敵人112萬，有效地遏制並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戰略進攻。

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為解放戰爭的第二階段，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以劉鄧10萬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為序幕，解放軍向國民黨軍隊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裏，解放軍攻克國民黨大批“重點設防”城市，殲敵152萬人。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即九月會議）。毛澤東提出了：“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打倒國民黨，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産長一寸，從1946年算起，在五年左右的時間，從根本上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的設想。” 從此，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在全國各族人民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全力支援解放戰爭行動的鼓舞下，人民子弟兵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革命精神，僅用4個多月的時間，就連續進行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共殲敵154萬人，基本上摧毀了國民黨統治階級的軍事力量，將革命由局部勝利引向全國勝利。

隨着戰略決戰的勝利，全國的解放勝利指日可待，國民黨反動派又玩起“和談”的陰謀。在這複雜尖銳的形勢面前，毛澤東堅定地指出：“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官僚主義。”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無産階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提前兩年完成了這個任務，大大縮短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歷史進程。沒有解放戰爭那種特殊的環境和條件，也就不可能産生西柏坡精神。

3、經受偉大歷史性轉折的嚴峻考驗，是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內在要求

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中國共産黨終於贏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黨的工作重點將由農村轉向城市。同時，隨着這種偉大歷史性轉折，一些嚴峻的考驗也刻不容緩地擺在了我們黨的面前。

一是黨的歷史方位帶來的嚴峻考驗。中國共産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即將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過去那種我們已經適應了的殘酷的戰爭環境和條件將不復存在，我們已經完成了“破壞一個舊世界”的任務，將肩負起“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光榮使命。

1949年3月23日，黨中央從西柏坡前往北平。臨行前，毛澤東意味深長地對周恩來説：“進京趕考去！”周恩來答道：“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自信地説：“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會考個好成績。”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基於黨“進京趕考”即將成為執政黨的客觀現實，向全黨提出“兩個務必”的全新要求，這是中國共産黨總結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的經驗教訓得出的結論，也是中國共産黨革命實踐的經驗結晶。

二是面對勝利帶來的理想信念的嚴峻考驗。對於任何執政的階級、黨派來説，執政地位都是經過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考驗才能實現的。而執政本身又是一場新的考驗，其核心問題是否能掌好權、用好權、鞏固好執政地位。這場考驗比取得執政地位的考驗更重要、更艱巨。對於共産黨人來説也是如此，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繼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避免出現人亡政息的問題。這個歷史性問題早在延安時期，就已經引起共産黨領導人高度的重視。

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針對當時中國革命的形勢和任務，向全黨同志首次提出了“兩個務必”的忠告。這些警示和忠告，促進了中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順利過渡，促進了三大戰略轉變的順利實現。

三是偉大歷史性轉折給黨的建設帶來的嚴峻考驗。在開啟中國新紀元的同時，時代給中國共産黨的思想、組織和作風建設提出了嶄新的課題，成為以後圍繞“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而進行艱苦探索的發端。

正如毛澤東所説：奪取全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儘管黨中央一再強調要預防此類現象的發生，但不久悲劇還是在一些高級領導幹部身上發生了，劉青山、張子善就是這樣的反面典型。這些意志薄弱者的要害就是理想、信念發生了動搖，經受不住新形勢的嚴峻考驗。

為此，1951年11月30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批轉了華北局《關於逮捕大貪污犯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和現任書記張子善向中央的報告》。他指出：“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産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必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 這充分表明了共産黨人維護自己隊伍純潔性的決心和勇氣，體現了共産黨人政治上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總之，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形成了西柏坡精神。在西柏坡精神形成的過程中，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是基礎，解放戰爭在戰場上的推進是關鍵，經受偉大歷史性轉折的嚴峻考驗是核心。因而，西柏坡精神具有悠久的歷史性，鮮明的時代性，廣泛的指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