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1號文件”：推行家庭聯産承包制

　　第一個關於“三農”問題“1號文件”的誕生

　　自1982年發佈第一個“中央1號文件”誕生以來，中央每發佈一個“1號文件”，都對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綜合生産能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那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是怎樣誕生的呢？

　　1981年6月29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是非功過作出了正確結論，並完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班子的組建。全會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新選胡耀邦為黨中央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新的中央領導班子主持工作後，針對國際國內形勢，迅速着手進行農村改革。

　　1981年7月31日，胡耀邦閱批了一期《國內動態清樣》，並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的萬里説：“我考慮今年九、十月要再産生個農業問題指示，題目可叫‘關於搞好明年農業生産的幾個問題’。請考慮是否叫農口同志先醞釀一下，如杜（指杜潤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談一次。”在此前的7月18日，杜潤生曾向萬里彙報農村工作，萬里也提出：“1980年中央75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産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已被群眾實踐突破，要考慮制訂新的文件。”

　　中央75號文件，是1980年4月2日和5月31日根據鄧小平同志兩次肯定“包産到戶、包乾到戶”的談話，於9月14日至22日召開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制訂的。雖然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講話肯定了這個文件的制訂，但當時農村改革剛剛開始，“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幹起來”，其它“就有不同意見”，沒能執行。特別是中央領導班子的調整尚未完成，指導農村改革的思想不盡一致。《人民日報》、《農村工作通訊》、《山西日報》、《大眾日報》、《湖南日報》的報刊甚至發表文章批評了“包産到戶”。因此，75號文件受到局限。

　　在杜潤生向萬里彙報時，萬里還對杜潤生説，中央75號文件中的有些內容也給極“左”的人和不實事求是的人撐了腰。比如説“我國多數地區集體經濟是鞏固的或比較鞏固的”；農業改革在一些地區要突破人為障礙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

　　1981年8月4日，胡耀邦找杜潤生談話，佈置了文件起草工作，並特別提出了文件要寫政策放寬問題。胡耀邦指出：我國農業從1978年以來的好轉，主要得力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出台的加快農業發展的25條政策，要繼續放寬政策。最後要求文件能於11月上旬提交中央擬召開的工作會議討論。

　　1981年9月上旬，國務院領導佈置國家農委召開安徽、浙江、黑龍江、貴州等省農口負責人和滁縣、嘉興等地區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就文件起草的問題進行了討論。會上，滁縣和農業部的同志發生激烈爭論。當時，全國各地“包産到戶”的隊已佔32%，爭論的焦點集中在下一步該怎麼辦？一種主張是維持中央75號文件的框子，不再擴展；一種則主張只要農民願意，就不要限制其發展。這一爭論，涉及的深層次問題是“包産到戶”究竟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

　　1981年10月4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開了農村工作會議，各省主管農村工作的負責人都到會參加。期間，中央書記處在10月12日還專門接見了會議代表，一起討論了文件草稿。在討論中，胡耀邦針對“包産到戶”究竟姓什麼的爭論時指出：現在有一個問題，文件需要講清楚，這就是農村改革與“包産到戶”，並未動搖農村集體經濟。可是有些幹部、群眾總是用習慣語言，把改革説成是“分田單幹”，這是不正確的。責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説明不是“單幹”。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産資料，堅持土地公有沒有變，只是“包”給農民，而不是“分田”，這應向幹部和群眾進行宣傳解釋，説明我國農業堅持土地公有制是長期不變的，建立生産責任制也是長期不變的。最後，文件草稿由各省帶回去，經過省裏討論，並根據各省意見進行了修改定稿。

　　1981年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修改意見稿，並定名為《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當這個文件在政治局獲得通過後，杜潤生找到胡耀邦、趙紫陽兩人，建議將這個文件安排在新年的元旦發出，成為新年的第一號文件，以便引起全黨和全國重視。胡耀邦和趙紫陽當即表示贊同，胡耀邦隨後簽發了這個文件。這樣，“中發〔1982〕1號”文件便誕生了。

　　這一文件的重大意義在於初步説明了“包産到戶”不姓“資”，並強調要進一步注重放寬農村政策。當時農民稱中央的“1號文件”好比讓他們吃了一顆“順心丸”。這個文件發佈後，到11月統計，全國實行“雙包”的生産隊佔到78.8％。1982年的農業總産值比上年增加11.2％。以後連續五年，每年元旦都發一個關於農村改革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五個一號文件”。

　　對“1號文件”的誕生，雖説不是一人之功，但是胡耀邦的確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作者：吳光祥《黨史縱橫》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