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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改革面臨戰略提升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正處在“戰略提升”的關鍵時期。

　　客觀評價此前的經濟體制改革，並對未來“十一五”時期進行可行的路徑選擇，對於中國的未來十分重要。

　　對此前經濟改革的四點認識

　　此前27年，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展明顯：總體評估，已初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市場對於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而持續較快的經濟增長，使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顯著提高。但與此同時，在改革推進中也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深入分析實際進展情況，四個方面的不平衡及其帶來的矛盾值得重視：

　　首先，在財富創造方面的體制和機制創新進展相對較快，但社會財富分配方面的體制改革卻嚴重滯後。這一反差，使得中國貧富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的矛盾相當尖銳，雖然社會各界一再呼籲並作了相應努力，但分配領域改革至今尚沒有“破題”，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緩解和遏制。

　　其次，企業和市場等微觀經濟基礎已發生結構性變化，微觀活力有所增強，但宏觀層面的政府改革卻滯後，政府職能的“越位”、“缺位”和“錯位”等現象嚴重存在。特別是在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建立高效廉潔又公正、透明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體制方面薄弱。

　　第三，競爭性行業的改革相對來説有一定成效，但壟斷性領域的改革──不論是對“不合理的行政壟斷”，還是對“變異了的自然壟斷”的改革，基本上沒有實質性的進展，而且某些集團的“經濟性壟斷”也開始顯露苗頭，這方面面臨著艱巨的“攻堅”任務。

　　第四，經濟改革的推進對短期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比較明顯，但整個改革的廣度、深度和協調度還不夠。經濟體制創新如何與發展模式創新緊密結合，包括如何促進整個社會和諧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以及在如何使政治社會等體制改革與經濟改革協調配套等方面，還都有待於拓展改革的戰略視野。

　　實踐表明，中國行政管理體制的不適應、不配套，社會體制的不公平、不和諧，以及社會文明的失范和一定程度的下滑，是令人憂慮的社會問題。這些都有待於中國全局改革的整體推進和深化，而非單一的提升經濟體制改革層面所能完成。老子《道德經》有一名言：“知常容，容乃公”。“常”是常規、規律，“容”是胸懷、容量，“公”是公平、公正。在當今中國，只有在“知常”的基礎上擴充改革發展之“容”，才能實現社會之“公”。

　　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下一步的體制改革與創新，需要有歷史性的調整與超越。

　　提升經濟體制創新的三條路徑

　　基於上述分析，單就經濟體制改革這一領域而言，“十一五”期間也需在已有的改革基礎上進行調整和深化，從三條路徑對既有的經濟體制進行創新層面的提升。

　　第一條路徑是“以人為本、建立公共服務體制”。

　　此前幾個五年計劃期間規劃的經濟體制改革，雖然也重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還沒有把‘人自身的發展’作為一個獨立的、完整的指導性理念來提出”。因而“下一步要從促進人自身發展角度來研究體制創新問題”。

　　以人為本，不僅是新的發展觀，而且是新的改革觀。這裡的“人”：從橫向説，不是“某一部分人”，而是“全體人民”；從縱向説，不僅是“當代人”，也包括“後代人”；從內核分析，也不只是“單一需求”的人，而是“多元需求”的人。既要“經濟發展”、“生活殷實”，也需要“民主健全”和“社會和諧”，因而必須基於“促進人自身發展”的理念，從更高層面來審視、構思和實施經濟體制創新。

　　目前中國社會所暴露出的一些有悖人本思想的問題，有其深刻的體制背景和機制根源。這其中，廣大社會成員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上升與理應由各級政府和公共部門提供的公共服務不到位、公共産品短缺且配置失當形成較為突出的矛盾。在這裡，無法適應人民群眾新要求的舊有體制、機制，以及公共服務及公共品管理運作過程中的權力尋租等，使得本應以“善治”為特徵的政府部門，非但沒有雪中送炭，反而給本已短缺且配置失當的公共産品分配“雪上加霜”。

　　基於此，從國家層面來説，應抓兩條：一是力克腐敗（特別是吏治腐敗），這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性措施；二是確保民生。前者有關方面應抓緊進行，後者就需在“十一五”期間強化“民生類”的制度創新，把各級政府由“市場主體”向“公共服務主體”轉變。具體來説，就是應在勞動者就業、收入分配過程、社會保障、基本醫療和義務教育等方面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部分”的平等化。只有建立這種有效的公共服務體制，才有可能在現階段實現社會的公平和公正。

　　這樣做，並不排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豐富、拓展和進一步完善。當然，建立公共服務體制特別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平等化，從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考慮，要協調好與“民族創新力”之間的關係，防止跌入“減弱創新活力”的陷阱，這涉及更深層次的以人為本問題。

　　第二條路徑是瞄準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提升創新層面。

　　這是經濟體制創新與發展模式創新之間新的結合點。“十一五”期間，資源環境約束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瓶頸，其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涉及到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生態人”塑造和“代際公平”問題。應該説，過去我們在這方面認識並不充分，而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僅要在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構和技術方面作文章，更要在制度創新上找出路，這就要求在改革過程中，把為可持續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納入新體制的基本框架之中。

　　其一，基於促進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環境保護的考慮，應儘快建立“現代資源産權制度”和“現代環境産權制度”。現在流行的對國有資産及産權制度的把握是比較狹窄的，大多只瞄準國有工商企業國有資産，其實國有資産不僅包括經營性國有資産（含金融資産）、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産，也包括資源性國有資産。如果説前兩類的價值以萬億元、十萬億元計的話，那麼資源性國有資産則以百萬億元計。此外還有容易忽視的環境産權。這是中國保持國有經濟控制力的最重要方面。對此，需建立一整套資源環境的産權界定、産權配置、産權流轉、産權保護制度。

　　其二，著手推進資源的價格制度改革，使各種資源的價格能夠充分反映資源、環境和生態的真實成本和供求關係。需注意的是，在進行資源價改的同時，要注意採取措施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利益。

　　第三，著手推進資源方面的稅收制度改革。圍繞發展模式創新，需調節資源環境方面的利益關係（包括在財政稅收和資源環境利益方面調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等）。例如，要儘快調整有關資源稅、實施燃油稅，並增設對環境污染行為的徵稅。

　　總之，體制創新應該增加調節人與自然關係、促進“天人合一”可持續發展的內容，這也是對原來設計的體制框架的提升和拓展。

　　第三條路徑是參與並應對經濟全球化、促進內外經濟關係協調發展。

　　我國在“十一五”期間將進入並最終結束入世“後過渡期”，其間面臨經濟全球化涌動和國際經濟舊秩序交織的複雜情況，因而要注意處理好“一化”即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與“四化”即國內正在推進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及國際化加快發展之間的關係。這是一個新問題，是前幾個五年計劃期間研究經濟體制未曾遇到或不甚突出的。

　　下一步，應沿著參與並應對經濟全球化、協調內外經濟關係的線路提升經濟體制創新層面。

　　按照“互利雙贏”的開放戰略要求，主動改革相關方面體制，特別是外貿和外資管理體制；加快對外經濟發展模式包括外貿增長方式的創新，合理界定中國的對外經濟依存度，克服“過度依賴症”的體制因素；並圍繞本土企業“立起來”和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進行制度變革。

　　把握國際規則的主動權，真正站在國家和整個民族的立場，建立相應的應對機制，包括産業安全應對機制、貿易摩擦應對機制、資本並購應對機制等，國家不僅在技術上“自主創新”，而且在整個發展上要尋求“自主立國”。

　　總之，從宏觀角度建立一套既堅持對外開放，同時又能保護國家利益的平衡機制，切實提高改革開放的質量，也是提升經濟體制創新層面的一個新追求。（常修澤）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