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製造業正在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契機，進一步轉型升級。面臨著製造業研發投入、增值率、利潤率、國際化率、人均産出率偏低，國際知名品牌較少，裝備製造和核心部件受制於人；芯片等核心技術亟待突破等不利局面。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我們該採取哪些措施？《中國經濟大講堂》特邀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蘇波為您權威解讀。
嘉賓簡介
蘇波，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黨組成員。國務院大飛機重大專項領導小組原成員兼辦公室主任。長期從事工業行業發展戰略研究，産業政策和規劃制定，投資管理等重要工作。參與工業轉型、航空工業、節能與新能源汽車、信息産業等多個國家級重要規劃的制定實施。
如何才能為製造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促進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加快製造強國建設該如何發力？在《中國經濟大講堂》演講時，蘇波圍繞落實中央提出的推進製造業強國建設，梳理了具體的舉措。
1積極推進製造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們製造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高端供給不足，高技術的産品、高端裝備、新興産業的發展不能滿足中國整個經濟社會和人們生活的需要，這是我們供給側一個重大的問題。一大批過剩的産能不能退出市場，影響到我們整個資源的使用效率。我們一些産品的質量，資源使用的效率、效益比較低，想要投入最少的資源，獲得最高水平和最大的産出，我們在這一方面還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要不斷地推進製造業的結構性調整，培養發展一批優強的大企業，在産業發展、技術進步和管理提升方面，建設一批先進製造業的産業集群，然後利用各個産業各自的優勢，不斷地提高集群發展的效能。
“一帶一路”是我們國內大量製造企業走出去的最好的平臺和機遇。還有大灣區的建設、長江經濟帶、京津冀這些大區的建設。因為在這些大區的建設裏面，核心是以經濟發展、産業發展為主的，這個産業裏面既有服務業，也有製造業。因為製造業和服務業發展的比率大家有疑慮，説我們製造業比重在不斷降低，服務業不斷地上升。美國現在的服務業的佔比大概是80%多，它的製造業降到了佔國內生産總值11.6%。2017年，我們是28.57%，它是11.6%。我記得在2012年、2013年，美國就發佈了再製造業規劃的時候我研究過，那時候它的製造業佔比是12.5%。過去我在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的時候建立了好多跟國外的工作機制，包括中歐、中國跟巴西、中國跟法國這些共同的機制。一年在他們國家談，一年在國內來談，這個工作機制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我們談過兩次。歐盟的再工業化戰略就是：整個歐盟2013年左右製造業在國內生産總值中佔比為15%，到2020年要把製造業佔比提升到20%。但是很可惜，實現不了，沒有實現。所以我們國家製造業的比重，不體現我們整個製造業的最終的水平，我們還是要提高製造業的最終的競爭力。
2提高創新能力
要不斷地提升我們製造業的創新能力，這裡面最核心的就是要建立我們聯合創新的機制。
對於一些重大關鍵工程，要使用國家的專項去推動和引導；對於一些我們企業為主體去開發的項目，要不斷地推進去建立産學研用結合的這種創新的體制和機制；對於我們大量的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的創新成果，要進行所有權的改革，允許個人持股甚至作價出售，去推動它的産業化；再一個，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跟蹤世界新技術發展，在新一輪的産業革命和技術變革當中佔領先機。
3優化人才供給
提高製造業協同發展水平，構建産業鏈與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協同發展的産業生態，包括産融結合，包括産業與科技的協同結合，還有製造業人才供給體系。
我覺得，製造業的發展、創新能力的提高有各種條件，但是最重要的是人才。美國最近剛剛發佈的製造業《先進製造業領導戰略》三大任務裏面，有一個培養和培訓適應高技術發展的勞動力，因為最終的創新還是要靠人，我們在這一方面的需求量非常大。
我們高端的製造業人才需求很旺，但是我們學校的培養的步伐跟不上。三個層次的人才：一個是企業家資質人才的再培養，有一套政策；一個就是高等院校的專業設置，一定要適應新時期的製造業快速發展的需要；第三個加強技術學院建設，培養一批高素質的藍領工人，要把一千多所大學裏面的普通大學、學院改成技術學院，專門從事高等級的專業技術人才的培訓。我想這些措施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
4擴大對外開放
中國主動地採取了許多大開放的政策，包括擴大放開準入，包括有一些稅的調整，包括保護知識産權。在這一方面，我相信中國未來會越來越開放，在全球化當中，中國是維護全球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全球化的戰略不能夠自我封閉，不能夠破壞全球的經濟發展的秩序。這個我覺得我們已經宣示，中國要不斷地去開放，不斷地去發展。
5完善制度環境
為製造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非常重要。政府的職能要怎麼去正確地履行？是過度地、深入地參與企業的日常經濟活動，參與具體資源的配置呢？還是説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政策環境和外部環境？我覺得肯定是後者。
我作過一個調研，結果使我非常地吃驚。我記得是2012年8月8號的時候，我在包頭開全國的稀土行業工作會議，劉永好的哥哥——劉永行從上海專門飛到包頭，他在包頭有電解鋁廠，跟我談了一件事，説現在我的生産企業生産的電解鋁工藝最先進，耗能最低，産品質量也很高，但是因為沒有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批准，所以算非法企業，銀行也不給貸款，有時候稅收各方面障礙很大。我回來以後就讓我們原材料司去調研，到底問題在哪兒？31個省的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的調研表格都是我自己設計的，調研完了以後我大吃一驚。
全國當年的電解鋁産能達到了2800多萬噸，當年就生産了2200多萬噸，但是經過有關部門合法審批的只有460萬噸。這就給我得出了一個結論：靠行政審批是管理不了行業發展的，是治理不了産能過剩的。
僵屍企業，該倒閉的企業為什麼不倒閉呢？地方政府過度干預，這個企業不能倒閉，你倒閉以後銀行受不了。當地這個企業5萬人，要是倒閉了以後，那當地就業就成了問題，政府給你貼一點錢你也別倒閉。然後跟銀行一起來講這個企業的好，你給我貸新還舊，在銀行的賬上來體現，我這塊資源是健康的、優質的，實際上是一個呆壞賬。有的還債轉股，這個債務有兩百億元、三百億元債務，一百億元債務我給你投一點，另外一百億元債轉股，轉成銀行的股份，但是它已經不是優質資源了，它是風險。
我們目前還在去産能，政府直接去産能的情況是比較多的，這個情況我覺得值得我們進一步地去研究。政府到底應該做什麼？以什麼方式能夠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如何能夠使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有一定的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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