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GDP為核心，翻番式的倍增計劃帶領中國經濟高速向前四十年，在這個過程中，GDP這根指揮棒成為考核政府政績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標，這使得地方政府只注重短期利益，從而帶來一系列社會發展問題。那麼，GDP究竟存在哪些局限？《中國經濟大講堂》走進中國人民大學，特邀劉偉校長為我們作精彩解讀。
嘉賓簡介
劉偉，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全國政協第十三屆常委，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中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中的轉軌經濟理論，發展經濟學中的産業結構演變理論，以及經濟增長和企業産權等。兩次獲“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八次獲得省部級以上其它重大獎項。
劉偉在《中國經濟大講堂》演講時指出，中國現在要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樹立新的發展理念。如果還沿用過去以GDP(國內生産總值)為核心，高速增長翻番式的倍增計劃，那就會出問題，因為GDP(國內生産總值)存在四大局限。
注重數量和規模 不注重質量和結構
第一個局限，GDP(國內生産總值)的核心指標和體系強調的是數量、翻番，容易忽視經濟結構，而不同的結構完全可以有不同的GDP(國內生産總值)水平。例如，在1820年前後，按現在的統計方法統計，中國當時的GDP(國內生産總值)水平佔全球超過30%，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帝國。但是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到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就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雖然經濟規模是最大的，但是結構質量卻是一堆豬馬牛羊、一堆五穀雜糧、一堆家織土布。而美國、英國、德國、法國這些當時的列強們，雖然它們的規模都沒有中國大，但是它們的結構是冶金革命的材料工業，是紡織革命的機械工業，是由一系列蒸汽機革命的動力去支撐，一系列工業産品、工業化的結構支撐而起來的。
所以，雖然它的量沒有中國大，但是它的質和中國是完全不同的。那它是什麼社會組織結構呢？中國是什麼社會組織結構呢？中國是一家一戶的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它是什麼？它是現代化的企業制度、現代化的市場制度。中國是什麼樣的社會聯絡呢？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自給自足的社會經濟狀態。它是什麼呢？充分交通、充分發達的市場網絡。它是現代工業時代，中國是傳統農耕時代。這兩個時代碰在一起，儘管中國的量比較大，但是不堪一擊。
容易導致公共服務領域形成“短板”
第二個局限，GDP(國內生産總值)是按價格統計來核算的，只能考核、核算經過市場交易的量、交易的經濟活動、交易的資源配置。但實際上，人類社會很多活動卻是市場失靈但社會又需要的。比如軍隊、警察、政府、官員這些服務，現代社會肯定需要，但這些服務領域就不能市場化。還有一些領域是很難市場化的，比如醫療領域。大夫關於疾病肯定比患者了解的多，信息的不對稱性導致病人很難跟醫院討價還價，這樣就很難在市場上進行約束。醫院市場化就意味著醫院企業化，一旦企業化，就意味著醫院的行為目標是贏利最大化，這就會有麻煩。比如，本來病人得的是肝病，但因為患者負擔不起醫院治療肝病的費用，所以患者要求切胃，因為切胃便宜，這種做法是不可取的。像這樣信息不對稱的領域，就需要政府、法律，各方面制度的、非市場制度的介入監督，嚴格規範它的行為。在信息不對稱的領域政府介入也不夠，因為政府也不一定懂，這種領域要提倡醫風、醫德，要提倡醫者的自覺。所以，不能僅僅以GDP(國內生産總值)為核心，那些市場失靈但社會又需要的領域的發展就可能被忽略，就會形成社會現代化的短板。
容易導致經濟活動的目標短期化
第三個局限，GDP(國內生産總值)的核算方法是以一年為時間期限的，是一年之內包括國家、海關以內生産者生産的附加值加在一起來進行核算的。所以，跨年度的這種穿越式的財富積累和資本積累就核算不進來。那麼，以GDP(國內生産總值)為核心就可能使經濟行為超短期化、年度化。比如在河上造橋，第一年造橋時，施工隊、材料商、設計師都付出了勞動，都創造了價值，計入到今年的GDP(國內生産總值)中；明年要炸這個橋，炸藥商、爆破隊、施工隊、運輸商付出了勞動，第二年還要計一次GDP(國內生産總值)。每一年為修這個橋、炸這個橋，都各計了一次GDP(國內生産總值)，那最後圍繞這個橋的財富累積是零，這就是GDP的局限。那麼，中國到了一定時間的發展，要強調可持續、強調財富的積累、強調資本積累的時候，如果用GDP(國內生産總值)這種年度的核算方法核算，就會造成嚴重的局限。
難以體現 “幸福”和“綠色”
第四個局限，GDP(國內生産總值)不能全面地去衡量發展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方面，比如説“綠色”。綠色GDP(國內生産總值)是個很先進的理念，但是到目前為止，在核算體系和方法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把綠色GDP(國內生産總值)還原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沒有納入實踐。因為“綠色”就是考核發展中的環境成本，這項考核是減項，核算方法、邊界確定非常難。它有嚴重的外在性，不清楚環境損失到底是誰造成的。綠色GDP(國內生産總值)是很好的理念，但是目前實施起來很難，如果以GDP(國內生産總值)為核心，綠色GDP(國內生産總值)包含不進來，那發展的同時可能就忽略了環境的成本。
第二方面，社會發展不光包括環境，還有人們的幸福。因為現代化最終是要以人為本。所以，當年GDP(國內生産總值)這套指標一提出來，雖然有的學者説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但同時就有人提出尖銳的批評。六十年代初，當時美國總統肯尼迪看到GDP(國內生産總值)這套方法之後馬上就有一個質疑，他説GDP(國內生産總值)沒有告訴人們什麼是幸福，沒有告訴人們什麼是高質量的教育，什麼是沒有疾病，什麼是優良的環境，什麼是快樂。所以就提出來一些別的修正指標，比如説人類發展指數，把綜合的壽命、健康、受教育的程度反映進去；比如幸福指數，把人們的滿足感、幸福感包含進去。但這種幸福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也有它的局限。幸福感怎麼核算呢？方法倒很簡單，就是問卷。問卷的題目也很明確，你幸福嗎？然後分別選擇選項，選完了之後，發卷人再去做數據統計處理。這種東西的主觀性是很強的。
雖然GDP(國內生産總值)有它的局限，但現在還找不到一個比GDP(國內生産總值)這套指標體系更科學、更全面、更系統的核算方法。中國在貧窮的時候，沒有意識到GDP(國內生産總值)的局限，因為它並不突出，首先要解決吃飽的問題。但如今中國擺脫貧困之後，發展觀必須轉變。一定要從以GDP(國內生産總值)為核心引領的發展戰略轉變到新的發展理念，要轉變發展方式，這樣才能夠從根本上適應新的需要，才能克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GDP(國內生産總值)本身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