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戀關係，不僅是人們情感中最敏感、最豐富、最容易引起關注和關切的人際關係，也是社會關係中最直接、最生動、最能夠傳達價值觀變異的人際關係。因而，婚戀題材不僅是影視劇作品永恒的黃金題材，同時也是電視節目長盛不衰的重要主題。近些年來，江蘇衛視的相親交友節目《非誠勿擾》，一直被看著“現象級”節目，不僅是因為節目的創意獨特、製作精緻，更重要的是人們從節目中那些男男女女的婚戀觀中，看到了當代中國城市人情感生活的多樣性、人性的豐富性和情感的複雜性。而由中央電視臺第七套農業節目製作的《鄉約》，作為一檔農村相親節目，其節目形態、節目風格、節目定位雖然都獨具一格，但在社會學意義上卻成為了《非誠勿擾》的姊妹篇。它以當代中國農村為舞臺，展示了各種形形色色青年男女的情感選擇和人生價值觀，以其濃厚的鄉土氣息和樸素的人物情感，受到了農村和城市觀眾的認可。如果説，《非誠勿擾》是當代中國城市情感價值觀的一面鏡子，那麼《鄉約》則是鄉土中國情感生活的一面鏡子，它讓似乎淡出了人們視線以外的數以億計的當代農村男女青年的感情生活以及其中貫穿的複雜價值觀，進入了大眾媒介的傳播中，成為人們關注、討論的主題。從這個意義上説，《鄉約》填補了當代中國傳播、電視傳播的一個不應該是空白的空白。我們從農村青年男女的男歡女愛中看到了山鄉巨變。
《鄉約》中，觀眾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個生動活潑的男女青年，也不僅僅是婚戀嫁娶的傳奇故事，更多的是這些男女選擇中，所包含的價值觀，所包含的中國農村這個基層社會人與人之間具體的情感關係和功利關係的結合。正如費孝通先生在談到他的《鄉土中國》時所説的那樣，這些並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裏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些婚戀關係，實際上體現的就是支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特具的體系”，它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確，《鄉約》中，我們能夠看到新形勢下的幹部群眾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進城人與還鄉者的關係、財富與感情的關係、門當戶對與情感自由的關係……，正是這些關係為我們理解中國當下的鄉村社會提供了一面鏡子，反映出當下中國農村在城市化、市場化，甚至全球化的影響下正在蛻舊變新，反映出當代中國農村青年在信息時代如何生長著與城市人一樣的對未來生活的夢想。其社會學意義可以説是其他形式的農村信息難以替代的。
作為面向全國的唯一一檔鄉村主題的相親交友類大型戶外訪談節目，《鄉約》由於創意獨特、態度誠懇、製作嚴肅、風格活潑，不僅在收視上贏得了觀眾認可，成為央視七套的高影響力節目，更重要的是在在電視的文化表達和節目形態上也得到了專業人士的好評，充分體現了文化性、可視性、創新性的某種統一。
首先，《鄉約》在風格上體現了通俗而不低俗的特色。當下一些電視節目，把通俗當庸俗，甚至把通俗當低俗，而不能做到大眾化與文化性的統一。《鄉約》在這一點上，卻做到了大俗與大雅相結合的“雅俗共賞”。作為一個鄉村鄉親節目，它的題材、受眾和文化價值觀決定了其“下裏巴人”的大眾化風格。主持人肖東坡的幽默風趣，美術、道具和化粧的樸素自然，嘉賓的隨和大方，環節設計的趣味性和鄉土性，都使得這個節目有強烈的親和力，不僅現場的觀眾和嘉賓笑談自如、無拘無束，電視機前的觀眾也獲得了一種自然的情感釋放和認同。各種隨機的玩笑，各種自然而然的生活幽默，使得這檔節目在風格上脫離了屢改無效的“假大空”、脫離了裝腔作勢的“高大上”，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可以説在風格上獨樹一幟。節目雖然有不少喜劇性的設計效果，但是在通俗化的同時，節目表現出了自覺的的文化分寸。某些娛樂節目中經常出現的嘲笑弱勢人群、歧視女性、自我糟踐、地域歧視、身份歧視、惡意玩笑等問題，在節目中都得到了過濾，調侃和玩笑的把控恰到好處。這方面，肖東坡作為一個成熟的主持人，不僅體現了他能與老鄉們融為一體的“鄉親”特質，也體現了他作為電視人的專業素質，收放自如，遊刃有餘，一方面讓節目輕鬆活潑，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節目的價值標準和文化品位。通俗而不庸俗，大眾而不媚眾，讓這檔相親節目確立了自己的節目風格。
第二，《鄉約》開創了一種“真實在場”的電視訪談節目新形態。《鄉約》是一個相親主題的訪談節目，但它大膽地從室內演播室走出去，冒著技術和場面更不可控的風險，選擇了類似“田間地頭”這樣的鄉村現場來作為實景演播室，將主持人、嘉賓、觀眾放到了一個零距離的開放空間中。這一形態，不僅與節目的主題相一致，更重要的是創造了一種沒有疏離感的現場性，使得節目的參與者和觀眾都容易進入一種自然的參與和互動狀態，他們的嬉笑怒罵都體現了一種細節的真實和生動，體現了一種現實主義的感染力。也正因為這種現場性，節目的開放度由於各種有意無意的“偶然性”帶來了新鮮的質感。甚至節目製作過程中，一隻狗的突然闖入，都可能對現場氣氛起到重要的調節作用。而那些闖入節目現場的“不速之客”則更是讓節目的過程一波三折，戲劇衝突更加出人意料。肖東坡有長期的實景現場主持經驗，在這方面，他可以説是最有特點最有心得的一位主持人。越是在那樣的廣闊天地中，他越能如魚得水般地調動現場氣氛，超越規定動作，完成信手拈來的神來之筆。《鄉約》可以説，為中國電視節目的實景演播室節目提供了一本生動的教科書。如何完成節目定位與演播室定位的統一，如何達成開放性與封閉性的協調，如何完成可控性與偶然性的補充，可以説都是一種獨特的電視探索。
第三，《鄉約》自覺的用電視“相親”傳達主流價值。相親節目中的參與者形形色色，婚戀價值觀也會千差萬別，有時容易出現“寧可在寶馬車上哭，不願在自行車上笑”這樣的拜金主義價值觀的偏差，在這方面，《鄉約》體現了自覺的價值觀導向。節目選擇的嘉賓，都體現了前期自覺的文化選擇。嘉賓不僅要有故事，而且還需要有正能量的故事。只有這樣，每期節目，才能通過嘉賓對自己的百寶箱的打開，更多的是展示每個人的身世、經歷、生活價值觀、人生奮鬥故事，特別是一些自我超越、自我奮鬥的故事，這樣就為這些人物提供了超越外部功利條件之外的精神價值。對於觀眾來説，在觀看這些人物的情感選擇的時候，也會被他們身上所體現的自強不息、開拓創新的人生理想和行為所感染。婚戀舞臺，同時也成為了正能量傳播的舞臺。在這方面，《鄉約》體現出一種自覺的文化意識和引領意識，使得娛樂形態中包含了一顆“核心價值”的心。
開播以來，《鄉約》的演播室天南地北;《鄉約》的嘉賓形形色色。最近的各種主題化設計更是受到了廣泛關注。從少數民族姑娘到普通村官，從發家致富的農民到進城打工的小夥，從鄉村教師到手工藝人……，一個個人物，鮮明生動樸實，在現場舞臺上，人人本色呈現，健康向上，真正構成了一幅中國農村的“清明上河圖”。如果這個節目能繼續發揚其題材和主題上的優勢，保持創新的活力，相信一定不僅是中國電視的一道獨特風景，而且也能成為鄉土中國的一幅亮麗的風俗長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