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 羅森薩爾在《紀錄片的良知》一書的序言中寫道：“紀錄片的作用是闡明抉擇、解釋歷史和增進人類的了解”，紀錄片所蘊含的人文精神不僅體現在對風土文化的記錄和表達方面，還體現在敏銳的歷史意識和對典型場景的抓取方面。正如意大利學者克羅齊所説“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電視紀錄片長于寫實和敘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社會因素的影像下，其在展現歷史意蘊方面出現了兩個轉變，其一是新史學觀的影像實踐越來越多的體現在紀錄片創作和表達中；其二則是微觀視角的民間語態逐漸分立出來，與傳統宏觀視角的政論語態形成鮮明對比。
具體到《長城內外》節目，即是“長城”這個符號所指涉的民族情感，家國情懷融于微觀層面自下而上的敘述表達中，引起觀者的共鳴，成為每一個人內心深處的唏噓與感喟，交織出個人與歷史，個人與民族之間的雙重體認。歷史學家陳新曾指出，“人是歷史的人，因為他總是屬於某個民族，並被外在於他個人而又源於整個民族的力量支配。如果説共同的情感是形成一個民族的必要條件之一，那麼，這種共同的情感就産生於這個民族共同擁有的歷史，即人們為了生存而進行集體實踐的歷史”。（陳新：《西方歷史敘述學》） 談到歷史研究時，陳寅恪有個講法：“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在《長城內外》這個歷史命題裏，以往在有關長城的講述中，被覆蓋在長城——這個家國符號之內的、普通人的當下生命軌跡，被以特寫的方式凸顯。“古為今用”，盡人皆知。但用什麼？怎樣用？1990年代初期的《望長城》，製作于中國改革開放第10年之際，彼時，中華民族的復興開始看到了希望，曙光初露。於是，《望長城》講述長城與中國歷史的視角便聚焦于華夏民族本土的歷史連續性。此次新版長城，完成于改革開放36年之時，中國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長城內外》講述的方式隨之融入了當下的國際化表達。
《長城內外》在拍攝從山海關到嘉峪關這些通常旅遊觀光客可到達的長城名關之外，努力還原大明朝8815.8公里的 “九邊十一鎮”駐防軍制沿革全貌，再現隱身深峽險峰中的遼寧、內蒙古、山西等地“老邊墻家族”，並將拍攝範圍延伸到新疆、湖北、河南等以前節目所少有涉及到的長城遺址所在的地域，縱橫跨越萬里疆土，展開一幅筆墨飽滿的文化長卷。所涉範圍甚廣，全景展現中華大地上長城遺址全貌。與此同時，《長城內外》還設立專題，對中國境內近年流傳的民間俗稱的類似長城遺存——湘西“南長城”、重慶世界第一堡城等發起探討，並和國家文物局已公佈的長城進行特點情境比對。這種嚴肅卻並不古板的歷史態度正是紀實作品的文化感召力所在。
另一方面，《長城內外》深入我國基層及邊緣地區，切近百姓生活，以尋找古長城為線索，以長城沿線人們的生活故事和不同地區的自然人文風情為載體，記錄攝製組旅行途中觀察到和偶遇的一個個故事，立體展示長城沿線的過去、當下，最終關照的是當代中國人的生存境況。這其中尋常百姓的口述及學者的介入式參與不可忽視，正是這兩個角色補益了整個節目的歷史厚度。如第三集《長城腳下是故鄉》，時年55歲的《本溪日報》主任記者莫永甫因年輕時寫過一篇有關本溪歷史的文章而與長城結緣，此後研究本溪歷史長達15年。在他的帶領下，記者找到了保存明代石獅子的當地村民牛立臣，解説詞是“長城的軍事防禦功能已逐漸減弱，近年來，鎮裏的農戶保護意識不斷增強，耕種的同時也在盡力保護墻磚”，鏡頭聚焦到這座曆盡滄桑而被村民完好保留的石獅子，大有一番“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況味，百姓對舊物的珍藏體現了對國家歷史的珍視，十分動人。正如學者呂新雨所言“歷史不能為所欲為，這就是紀錄影像的意義，它見證歷史，打撈歷史的證據，使得有可能沉淪的歷史重新浮出，進入到歷史的光亮中來，所以，紀錄片富有這樣的歷史使命，就是記錄有可能沉淪的卻有價值的東西。”《長城內外》在每一集中都有大量的重述歷史片段，鏡頭裏往事如潮湧來，豐富的歷史信息撲面而至，鮮活的記憶中飽含著濃厚的人文氣息。《長城內外》內含的厚重歷史感由此舉重若輕地自然流露。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提出“新歷史主義”這一概念，他表示“新歷史主義首先是一種對既定規範和程式的動搖，一種對不同意見與永無厭足的好奇心的整合”《長城內外》憑藉開闊包容的歷史情懷秉承了新歷史主義的自覺，廣泛吸納史書文獻、百姓口述、學者研究等歷史資料，更新了觀眾的歷史記憶，客觀上引導觀眾對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産生新的解讀。
無論從動機、文本還是功能層面，紀錄片的創作和傳播都離不開“人”的主體性參與，如果説真實性是紀錄片的第一要義，那麼人文精神則是紀錄片的獨特品質。這種人文精神，即是對普通人生活狀態、情感的關懷，是中國電視紀錄片崛起並真正成為電視人自覺追求的內在緣由。紀錄片人文關懷的闡述，正是通過以人事蘊藏文化，將歷史融入現實，紀錄片將生命、生存、生活關聯起來，透過一些個人化生活內容的展現，典型環境的描摹，再造對於生死、善惡、美醜等人類通感的人文價值的體驗和感悟，由此營造出一個源於現實生活又有別於現實生活的充滿人文精神的空間。
在媒介融合的當代，依託電視、網絡這種大眾傳播媒介，紀錄片得以將真實的、長時間積累下來的生活素材帶入大大小小的屏幕中，民眾的真實生活、人生故事和生存環境被納入更加深廣的傳播流中，進而反哺社會文化的建構。
《長城內外》攝製組行走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在群像中找尋當代人對國家的理解和認同。草原、大漠、雪山等奇雄風格和當地的淳樸民風之所以能夠引發觀者共鳴，在於創作者不以某個權威的角度壟斷對事件的闡述，而以其平實立場捍衛了觀者對紀錄片的信任，它是對主流價值觀的隱形自覺表達。更難能可貴的是，它超越了當代喧囂浮躁的媒介和文化環境，展現了踏實、沉靜的記錄態度和深蘊民間的堅韌精神和文化傳承力量，達成了對於“長城精神”的時代解讀。（作者：張雅欣，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電視文化研究所所長；王彬，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