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長城內外》是央視中文國際頻道《遠方的家》欄目推出的第六部百集系列節目。以追溯長城遺址為敘事起點，在探源的過程中，記錄長城沿線居民的人生故事和夢想願景，將“長城”這一強有力的國族符號內化于平凡百姓堅韌樸實的日常生活中，以此深入探尋中華民族精神脊梁的鍛造軌跡和它在當代中國的繼承發揚，生動具體地向世界傳達中國人勇於創造、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本文著重分析《長城內外》系列節目的主題立意、敘事手法、歷史視野，旨在闡明我國電視紀錄片人文精神的回歸及其深刻的社會價值，凸顯大眾文化形態的媒介影響力和當代紀錄片對歷史記憶的重構功能。
百集系列特別節目《長城內外》以長城的歷史為經，以現存的長城遺址為緯，不僅拍攝沿途的自然風光、民族傳統、歷史遺跡，還以生活化的視角記錄長城沿線居民的當下日常與文化變遷。對大時代背景下平凡百姓的故土家園和人生變化的著力描摹使得該系列節目飽含人文關懷，引發觀者的情感共鳴和民族認同。
一、《長城內外》的人文情懷：立意家國 平視眾生
“遠方的家”欄目推出的系列節目《長城內外》借長城遺跡的探尋，講述了長城沿線人民的生活故事，通過展現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一件件具體的事情，聚焦的是中國人的當代生存境況以及中國的習俗、道德、倫理等文化形態。
“‘人文’ 所涉及的是對人的思考與終極關懷,人文精神的形成與變革無不深刻影響著一種文化、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它能以形而上的特徵直指人的生存本質, 直探人的精神世界和心靈世界的核心，具有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功用” 。紀錄片自誕生之日起，久歷起伏，定義繁多，究其本質，則可歸結為一門關注人、表現人的生存狀態、人的性格命運以及人與宇宙萬物關係的藝術。我國取材長城的紀錄片為數眾多，這一方面是由於長城極為複雜而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意義：歷史上，長城是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分界線，見證了刀光劍影、金戈鐵馬的戰鬥搏殺。以抗戰為例，面對異國鐵蹄的踐踏，長城成為中華民族抗擊日寇侵略的重要軍事屏障，在“最危險的時候”，長城成為團結和凝聚民族力量的符號，長城不僅僅是我國最偉大的工程之一，也代表了民族的脊梁，代表了中國人堅韌不拔、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由於在國際社會及跨文化傳播領域，長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東方文明中璀璨的華夏文化。無論是對內的凝聚民心還是對外的國家形象宣傳，長城都具有特殊的符號意義和精神指涉。
在《長城內外》系列節目中，長城不僅僅是一個具有國族意義的地理標識，更是廣袤國土上百姓生活的具體環境；不僅僅是一個飽含社會記憶的歷史符號，而且是正在發生和久不間斷的眾生百態。通過對具體的人的關注，對生活事件的描述，紀錄片完成了“長城精神”的轉化：向內融于平凡人的堅守和韌性，向外凝于中華民族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
以前五集為例，節目分別以“萬里長城，東起虎山”，“徒步遼東邊堡”，“長城腳下是故鄉”，“滿族故里，啟運之地”，“遼東明珠——撫順”為標題，暗含的主題則是“長城內外，丹東人珍視有山有海的家園”，“長城永存於人心”，“觸摸本溪的長城，就能感受和見證它的歷史”，“保護長城遺跡，守護滿族傳統”，“長城的功能幾經變化，長城的歷史仍在繼續”。看似緊密圍繞長城歷史的標題下，卻始終蘊含與長城或直接、或間接相連的人物故事。第一集有保護珍稀鳥類的大型觀鳥園，第二集探討奇石珍寶的繼承人問題，第三集展示農家的綠色食物産業，第四集再現滿族民俗和嚴謹禮儀，第五集追問撫順的煤礦轉型……《長城內外》在探尋歷史遺跡，展現風土人情之上更進一步探討了生態保護、文化傳承、綠色産業、民俗傳播及工業轉型等重要問題，體現了節目深切的人文關懷和對我國現實發展問題的關注，這一深刻的立意不訴諸高深的解説或者晦澀的表意鏡頭，而是高度融于長城沿線村鎮百姓的述説中，融於民俗園、莊稼地、農家小院、街邊餐館等市井生活中，在引導觀眾迅速理解節目的信息並産生共鳴的同時，以對地區百姓的陌生化解讀引發觀者思考。
二、《長城內外》的人文敘事：結構完整 線索多元
電視紀錄片的結構，即素材的搭配與排列的方式。現代意義上的電視紀錄片結構, 不僅是鏡頭之間、鏡頭與段落、段落與段落之間的內在聯絡與外在秩序的統一, 同時也是創作者根據生活規律和主觀體驗感受, 以各種手段有主次、有層次地安排紀錄片內容, 並使之成為嚴密、有機整體的行為過程。這一過程首先要完成的是紀錄片敘事層面的完整，沒有結構的“記錄”是無效的；無法傳達的“表意”是徒勞的。在具體創作過程中，紀錄片的結構與表意方法緊密結合，完成對主體的敘事表達。
《長城內外》採用中心線串聯的結構，將繁雜的拍攝素材和眾多人物自然糅合成一條主線，通過長城沿線的行走，將一個個看似與長城聯絡不大的人物故事串聯起來，逐漸匯成長城內外的真實情態。長城這條主線不再是需要刻意強調的地理概念，而是故事發生的地點，人物生活的環境，隱藏在百姓堅守事業的故事中。將“長城是什麼”、“長城怎樣影響現代人的生活”這些宏大命題娓娓道來，體現出當代電視人對歷史和文化的深層反思。與1990年代具有開先河意義的紀錄片《望長城》相同的是，主創人員用鏡頭近乎自然地記錄正在進行的事件；不同的卻是，《長城內外》引入“出鏡記者”這一電視新聞節目常見的敘述主體，也是《遠方的家》特有的表現元素，採用“紀實+體驗”的形式，將記者的體驗式採訪納入敘事主線中，一方面展現了節目記錄過程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則強化了面對面的人際互動，使觀眾有身臨其境之感，拉近了觀眾與紀實影像的距離。在第一集《萬里長城，東起虎山》中，記者走進遼寧丹東寬甸縣朝鮮族鄉三道河村，“偶遇”65歲的金玉子，其父在村頭辦了一個朝鮮族民俗風情園，金一家在民俗園中接待攝製組並親自製作朝鮮傳統美食“冷面”。鏡頭完整地記錄了打面、壓面和煮麵的全過程，保存了事件的“場”信息，使得觀眾自然而然地了解了當地的民風民俗。第二集是《徒步遼東邊堡》，當地村民直接找到記者，主動要求面對鏡頭述説兒時的“長城記憶”，代入感極強。觀眾既可以跟隨記者去體驗沿線生活，也可以參照被攝對象的視野，拾撿珍貴的歷史碎片。
節目以長城溯源、記者體驗、學者講解、村民講述為主要的敘事線索，結合解説詞，縱橫穿插，在每一集人物引入、內容展開和轉場時，手法細膩多元。如第二集《徒步遼東邊堡》，記者跟隨丹東學院劉同順老師探尋古堡遺跡，鏡頭的實時跟隨與解説的歷史信息補充交織起來，使得敘事節奏緊湊紮實，而正是在尋訪遺跡的過程中，以長城禦敵功能引到近代戰爭，自然鉤沉出寬甸大捷的往事，並引出寬甸當地的珍寶“玉王”，繼而發掘出當地玉雕人才匱乏這一問題。45分鐘內，故事層層展開，敘事逐漸深入，一氣呵成，銜接流暢。符合大眾傳播規律並時刻體現對“人”的力量的關注。“好的紀錄片總是從真實的生活中採擷素材，用生活自身的形態來闡釋生活，抒發情感，昇華哲理，可以使觀看者的視野超越他所生存的狹小空間，去發現並了解這個廣大世界中的優秀個體，接受他人生命的啟示，享受生命的美感，體驗對人的尊重” 。
三、《長城內外》的人文價值：重視百姓解讀，重構歷史記憶
阿蘭• 羅森薩爾在《紀錄片的良知》一書的序言中寫道：“紀錄片的作用是闡明抉擇、解釋歷史和增進人類的了解” ，紀錄片所蘊含的人文精神不僅體現在對風土文化的記錄和表達方面，還體現在敏銳的歷史意識和對典型場景的抓取方面。正如意大利學者克羅齊所説“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 ，電視紀錄片長于寫實和敘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社會因素的影像下，其在展現歷史意蘊方面出現了兩個轉變，其一是新史學觀的影像實踐越來越多的體現在紀錄片創作和表達中；其二則是微觀視角的民間語態逐漸分立出來，與傳統宏觀視角的政論語態形成鮮明對比。
具體到《長城內外》節目，即是“長城”這個符號所指涉的民族情感，家國情懷融于微觀層面自下而上的敘述表達中，引起觀者的共鳴，成為每一個人內心深處的唏噓與感喟，交織出個人與歷史，個人與民族之間的雙重體認。歷史學家陳新曾指出，“人是歷史的人，因為他總是屬於某個民族，並被外在於他個人而又源於整個民族的力量支配。如果説共同的情感是形成一個民族的必要條件之一，那麼，這種共同的情感就産生於這個民族共同擁有的歷史，即人們為了生存而進行集體實踐的歷史” 。
談到歷史研究時，陳寅恪有個講法：“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在《長城內外》這個歷史命題裏，以往在有關長城的講述中，被覆蓋在長城——這個家國符號之內的、普通人的當下生命軌跡，被以特寫的方式凸顯。“古為今用”，盡人皆知。但用什麼？怎樣用？1990年代初期的《望長城》，製作于中國改革開放第10年之際，彼時，中華民族的復興開始看到了希望，曙光初露。於是，《望長城》講述長城與中國歷史的視角便聚焦于華夏民族本土的歷史連續性。此次新版長城，完成于改革開放36年之時，中國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長城內外》講述的方式隨之融入了當下的國際化表達。
《長城內外》在拍攝從山海關到嘉峪關這些通常旅遊觀光客可到達的長城名關之外，努力還原大明朝8815.8公里的 “九邊十一鎮”駐防軍制沿革全貌，再現隱身深峽險峰中的遼寧、內蒙古、山西等地“老邊墻家族”，並將拍攝範圍延伸到新疆、湖北、河南等以前節目所少有涉及到的長城遺址所在的地域，縱橫跨越萬里疆土，展開一幅筆墨飽滿的文化長卷。所涉範圍甚廣，全景展現中華大地上長城遺址全貌。與此同時，《長城內外》還設立專題，對中國境內近年流傳的民間俗稱的類似長城遺存——湘西“南長城”、重慶世界第一堡城等發起探討，並和國家文物局已公佈的長城進行特點情境比對。這種嚴肅卻並不古板的歷史態度正是紀實作品的文化感召力所在。
另一方面，《長城內外》深入我國基層及邊緣地區，切近百姓生活，以尋找古長城為線索，以長城沿線人們的生活故事和不同地區的自然人文風情為載體，記錄攝製組旅行途中觀察到和偶遇的一個個故事，立體展示長城沿線的過去、當下，最終關照的是當代中國人的生存境況。這其中尋常百姓的口述及學者的介入式參與不可忽視，正是這兩個角色補益了整個節目的歷史厚度。如第三集《長城腳下是故鄉》，時年55歲的《本溪日報》主任記者莫永甫因年輕時寫過一篇有關本溪歷史的文章而與長城結緣，此後研究本溪歷史長達15年。在他的帶領下，記者找到了保存明代石獅子的當地村民牛立臣，解説詞是“長城的軍事防禦功能已逐漸減弱，近年來，鎮裏的農戶保護意識不斷增強，耕種的同時也在盡力保護墻磚”，鏡頭聚焦到這座曆盡滄桑而被村民完好保留的石獅子，大有一番“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況味，百姓對舊物的珍藏體現了對國家歷史的珍視，十分動人。正如學者呂新雨所言“歷史不能為所欲為，這就是紀錄影像的意義，它見證歷史，打撈歷史的證據，使得有可能沉淪的歷史重新浮出，進入到歷史的光亮中來，所以，紀錄片富有這樣的歷史使命，就是記錄有可能沉淪的卻有價值的東西。” 《長城內外》在每一集中都有大量的重述歷史片段，鏡頭裏往事如潮湧來，豐富的歷史信息撲面而至，鮮活的記憶中飽含著濃厚的人文氣息。《長城內外》內含的厚重歷史感由此舉重若輕地自然流露。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 提出“新歷史主義”這一概念，他表示“新歷史主義首先是一種對既定規範和程式的動搖，一種對不同意見與永無厭足的好奇心的整合” 。《長城內外》憑藉開闊包容的歷史情懷秉承了新歷史主義的自覺，廣泛吸納史書文獻、百姓口述、學者研究等歷史資料，更新了觀眾的歷史記憶，客觀上引導觀眾對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産生新的解讀。
結語：無論從動機、文本還是功能層面，紀錄片的創作和傳播都離不開“人”的主體性參與，如果説真實性是紀錄片的第一要義，那麼人文精神則是紀錄片的獨特品質。這種人文精神，即是對普通人生活狀態、情感的關懷，是中國電視紀錄片崛起並真正成為電視人自覺追求的內在緣由。紀錄片人文關懷的闡述，正是通過以人事蘊藏文化，將歷史融入現實，紀錄片將生命、生存、生活關聯起來，透過一些個人化生活內容的展現，典型環境的描摹，再造對於生死、善惡、美醜等人類通感的人文價值的體驗和感悟，由此營造出一個源於現實生活又有別於現實生活的充滿人文精神的空間。
在媒介融合的當代，依託電視、網絡這種大眾傳播媒介，紀錄片得以將真實的、長時間積累下來的生活素材帶入大大小小的屏幕中，民眾的真實生活、人生故事和生存環境被納入更加深廣的傳播流中，進而反哺社會文化的建構。
《長城內外》攝製組行走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在群像中找尋當代人對國家的理解和認同。草原、大漠、雪山等奇雄風格和當地的淳樸民風之所以能夠引發觀者共鳴，在於創作者不以某個權威的角度壟斷對事件的闡述，而以其平實立場捍衛了觀者對紀錄片的信任，它是對主流價值觀的隱形自覺表達。更難能可貴的是，它超越了當代喧囂浮躁的媒介和文化環境，展現了踏實、沉靜的記錄態度和深蘊民間的堅韌精神和文化傳承力量，達成了對於“長城精神”的時代解讀。（張雅欣 王 彬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