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超
阿根廷名帥梅諾蒂曾説，“足球的主角永遠是場上的球員和場邊的教練”，
但在皇馬，真正的主角是主席。皇馬的主席史，
其實就是一部足球俱樂部體制的歷史。
從俱樂部創立至今，皇馬已擁有30位主席。他們中，有執政俱樂部35年之久的傳奇聖地亞哥 伯納烏，也有掌權不過5個月的過渡人物戈麥斯 蒙特哈諾；有謙謙君子胡利安 帕拉西奧斯，也有徇私舞弊的小人拉蒙 卡爾德隆；有小作坊主出身的胡安 帕德羅斯，也有商界巨賈弗洛倫蒂諾 佩雷斯……
作為俱樂部最高領導人，主席理應是大權在握之人，但縱觀皇馬主席史，會發現他們並非總是大權在握。像很多國家的政體一樣，皇馬的俱樂部體制也經歷了一系列“分權-集權-再分權”的變革。
門多薩開啟真正的分權之門
1902年，皇馬俱樂部誕生，加泰羅尼亞人胡安 帕德羅斯成為皇馬歷史上首任主席。當時的主席工作異常繁重：落實組織機構的合法身份、尋找辦公地點、組織比賽，如果趕上主席是年輕人，還要以球員身份隨隊訓練和參賽。為了應對這種狀況，這一時期的歷任主席均採取了“分權策略”，將工作分為幾個領域，然後帶領其他董事共同完成。
1935年夏天，第18任主席拉法埃爾 桑切斯 格拉上臺。他是西班牙著名政治家何塞 桑切斯 格拉的愛子，曾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時期擔任政治要職，他的政治經驗很快對皇馬的體制産生了影響，分權局面開始轉變。主席的工作變為三大項：為俱樂部尋找符合身份的辦公地、增加球隊的競技實力、修建新球場以便於招徠會員。這一舉措包括了俱樂部行政、競技與經營三大事務，標誌著皇馬進入主席的“集權時代”。
1943年~1978年期間，聖地亞哥 伯納烏執政皇馬，掌控了一切大權，集權時代達到了巔峰。
1985年，拉蒙 門多薩在大選中獲勝，皇馬再次進入“分權時期”。商人的出身讓門多薩將管理手腕運用到俱樂部的經營上，在他看來，管理現代化體育俱樂部與經營一家企業沒有本質區別，俱樂部主席的工作只是像總裁那樣提綱挈領地進行宏觀領導，然後將具體事務交由相關的專業人士打理。在他之後，桑斯、弗洛倫蒂諾、馬丁等同是企業家出身的皇馬主席無不認同這樣的理念。
以門多薩為開端的“再分權時期”是一家業已成熟的俱樂部運轉完善的必然結果。
分權需要用制度來約束
作為一家擁有現代化企業管理制度的體育俱樂部，皇馬的管理層構架已與企業無異。作為決策層，董事會是俱樂部的運營大腦，主席是“大腦”上最重要的一塊“神經元”，對任何決定有最終拍板權。
董事會之下設有競技、商業、公關、新聞等職能部門，其中競技部和商業部最重要。前者的負責人是技術總監，負責制定球隊賽季的整體競技規劃，包括買賣球員、挑選主帥、開展青訓工作等，是皇馬內部握有組隊實權的核心人物。後者其實就是商業經理，負責俱樂部的商業開發事宜，由於可以為皇馬帶來收入，所以也算是俱樂部內的實權派。
競技和商業是皇馬經營方面最核心的業務，為避免權力濫用的情況出現，主席一般會設立技術顧問、商業顧問等角色，作為對技術總監和商業經理的制衡。此外，為統籌競技、商業、公關等各部門工作，俱樂部要設總經理一職，作為各部門負責人的總領導，直接對主席和董事會負責，算是連接決策層和職能部門間的橋梁。有時，出於重點協調俱樂部競技和商業工作的需要，主席還會特別設立總管職務，其管理範圍不及總經理，但角色卻很關鍵，他要負責溝通競技和商業兩大部門之間關係，並負責向決策層傳遞信息。
雖然皇馬的管理層構架很細緻，但精細的結構也會導致一些職務在實際操作中的重疊，從而造成權限不清，為引發內部矛盾埋下隱患。由於各職務之間的協作只是基於默契和承諾，沒有形成制度化，所以當遇到突發事件時，職員之間很容易形成牽扯和干涉，甚至是互相指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卡爾德隆任主席期間，任命米亞托維奇為技術總監，還將與自己有私交的前俱樂部青年隊主教練波圖加爾封為技術顧問。結果，總監和顧問互視對方為威脅，嚴重影響了競技事務的高效展開。
再大的主席也要為會員服務
在足球已進入資本時代的情況下，意甲和英超的俱樂部都已完成了私有化改造，成為所有者的私人財産（英超雖有些俱樂部的部分股權屬於球迷，但這部分股權微乎其微，無礙俱樂部的私有性質）。因此，俱樂部已成為所有者為自己謀求各種利益的工具，俱樂部主席要麼由所有者親自出任，要麼由其委託心腹擔任，或者乾脆撤銷主席一職，直接設立CEO。
但皇馬不會出現這些情況，因為俱樂部的所有權仍屬於數以萬計的俱樂部會員（西甲其他三家尚未私有化的俱樂部分為巴薩、畢爾巴鄂競技和奧薩蘇納）。俱樂部實行會員選舉制（除了主席選舉，會員還可享有對俱樂部體系建設提出決議的權利），皇馬主席只是會員民主投票選出的、代表會員管理俱樂部的執政官，各項決定必須以俱樂部和全體會員利益為出發點。
用民主的工具對主席權力形成制約，讓主席的功過真正被歷史、被組成歷史的會員們自由評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