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1月23日電
讓科技引領中國可持續發展
溫家寶
(2009年11月3日)
今年是中科院建院60週年，中科院的成立是中國科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當時，共和國剛剛成立、戰爭的硝煙還沒有完全散去，百廢待舉、百業待興。共和國的奠基人就高瞻遠矚，著手組建中國科學院。因為他們懂得一個道理，就是要擺脫長期以來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不再落後挨打，使中華民族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必須依靠科學技術。
從新中國成立起，我國的科技事業就開始奠基，並和共和國一起發展、騰飛。60年來，黨和政府始終把科技擺在重要戰略地位。從“向科學進軍”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從“科教興國”到“建設創新型國家”，我們獨立自主地建立起現代科學技術體系，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科技發展道路。“兩彈一星”奠定了中國尖端科技基礎和大國地位；陸相成油理論甩掉了中國“貧油國”的帽子；雜交水稻成為滿足中國糧食需求和促進世界穀物生産的“金鑰匙”；載人航天成功實現了中國人的“飛天”夢想。我們在許多重要科研領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有影響的科技大國和經濟大國。歷史告訴我們，科學技術決定民族興衰和國家命運。
今天在座的有許多老一輩的科學家，也有許多和我年齡相倣的科學家。我們都是新中國科技發展的見證人和實踐者。我年輕的時候曾經是一名地質工程師，許多老科學家的感人事跡至今難忘。去年，《Science》雜誌的主編布魯斯 艾伯茨採訪我，我開頭跟他説了兩句話：第一，如果我不從政的話，也有可能成為一名科學家；第二，我參與領導工作以後，一直關注著科學技術工作。我認為一名好的領導者，應該有一定的科學素養，具備相當的科技知識。到中央工作以後，我一直對科技工作傾注了自己的深厚感情。特別是擔任總理近7年來，科技發展始終是我心頭縈繞的一件大事。我深知，沒有科技發展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也沒有中國的明天。我們必須依靠科學技術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依靠科學技術加快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
世界200多年的工業化歷程，僅使不到10億人口的發達國家實現了現代化，但資源和生態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再也不能延續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是現代化的永恒主題，人類文明進步呼喚著可持續發展和新科技革命，中國面臨重大機遇和嚴峻挑戰。我們要依靠科學技術實現中國可持續發展，依靠科學技術形成少投入、多産出的生産方式和少排放、多利用的消費模式，走出一條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讓中國這塊美麗古老的土地，成為炎黃子孫世代繁衍生息的綠洲和樂園！
當今世界正遭受金融危機的衝擊，也正處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夜。20世紀上半葉，發生了以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為核心的物理學革命，加上其後的宇宙大爆炸模型、DNA雙螺旋結構、板塊構造理論、計算機科學，這六大科學理論的突破，共同確立了現代科學體系的基本結構。自從20世紀下半葉以來，儘管知識呈快速增長的態勢，但是基本表現為對現有科學理論的完善，沒有能夠出現與這六大革命性的科學突破相提並論的理論成就或重大發現。從這個意義上説，“科學的沉寂”至今已經有六十餘年了。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重要科技領域發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經初顯端倪。這場新科技革命，將依賴現代化進程強大需求的拉動，將源於知識與技術體系創新的驅動。
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就是富於創造的民族。英國哲學家培根曾讚揚説，中國古代的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改變了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遺憾的是，由於眾所週知的原因，近代中國屢次錯失科技革命的機遇，逐步從世界經濟科技強國的地位上淪落了。回想一下近代以來的歷史，我們有過四次發展機遇。第一次是當歐洲工業革命迅速發展的時候，我們正處於所謂“康乾盛世”。康熙61年、乾隆60年，加上中間雍正13年，一共134年，當時的清王朝沉緬于“天朝上國”的盲目自尊，以至發展到發佈“禁海令”，關上了中國通往世界的大門。對於國外的科技發明，稱之為“奇技淫巧”，不予理睬。由於滿足於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産方式，對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麻木無睹，錯失良機。第二次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清朝的大門，洋務派發動“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但因落後的封建制度和對近代科學技術認識的膚淺終告失敗，使中國又一次喪失了科技革命的機遇。第三次是20世紀上半葉，由於軍閥混戰及外敵入侵，使中國失去了科學救國和實業救國的機遇。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建立的寶貴科學技術基礎受到很大的破壞，我們又失去了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機遇，使我國與世界先進科技水平已經有所縮小的差距再次拉大。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再不能與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須密切關注和緊跟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大趨勢，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贏得主動、有所作為。
去年9月以來，百年罕見的國際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遭受了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挑戰。這場危機波及範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擴散速度之快，超出了人們的預料。中國經濟也受到嚴重的衝擊，主要是外部需求萎縮，産能過剩凸顯，一些行業企業生産經營困難，失業人員增多，經濟增速明顯下滑。我們及時果斷地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堅持把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基本立足點，努力做到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政府調控與市場作用相結合，促進增長與改善民生相協調，全面實施並不斷豐富完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比較快地扭轉了經濟增速下滑的態勢，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為世界經濟復蘇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短期的困難和長期的矛盾交織在一起，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任務越來越艱巨，資源環境的制約越來越突出，國際經濟和科技競爭的壓力越來越大。只有加快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我們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因此，在經濟積極向好的趨勢得以鞏固的時候，應該而且必須開始考慮長遠的事情。長遠的事情是什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科技和教育。要使中國真正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須有強大的科學技術力量，有一支富於創新的人才隊伍，這是中國發展的後勁之所在、力量之所在。
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危機往往孕育著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創新，推動經濟結構的重大調整，提供新的增長引擎，使經濟重新恢復平衡並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誰能在科技創新方面佔據優勢，誰就能夠掌握髮展的主動權，率先復蘇並走向繁榮。1857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是第一次波及全球的生産過剩危機。這次危機引發了電氣革命，推動人類社會從蒸汽時代進入電氣時代。內燃機和電動機逐步取代蒸汽機，創造了電力與電器、汽車、石油化工等一大批新興産業，同時大幅提升了機械、冶金等産業的發展水平，工業文明成為世界發展的主流。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是20世紀最為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引發了電子革命，推動人類社會從電氣時代進入電子時代。電子産業迅猛發展帶動了一批高技術産業崛起，推進了傳統産業的升級換代，世界産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全球化、知識化、信息化、網絡化的新時代逐步到來，有別於以往工業革命的新型人類文明形態正在形成過程中。面對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各國正在進行搶佔科技制高點的競賽，全球將進入空前的創新密集和産業振興時代。美國提出，將研發的投入提高到GDP的3%這一歷史最高水平，力圖在新能源、基礎科學、幹細胞研究和航天等領域取得突破；最近又兩次提出美國科技的主攻方向，包括節能環保、智慧地球等。歐盟宣佈到2013年以前，將投資1050億歐元發展綠色經濟，保持在綠色技術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英國從高新科技特別是生物制藥等方面，加強産業競爭的優勢。日本重點開發能源和環境技術。俄羅斯提出開發納米和核能技術。我們必須目光遠大，把握機遇，在這場競爭中努力實現跨越式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怎樣推動中國經濟在更長時期內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儘快走上創新驅動、內生增長的軌道，是我最近一個時期重點調研和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我覺得，戰略決策、科技創新、領軍人才和産業化這四個方面的儲備決定著未來。我們已經作出並將繼續完善戰略部署。制定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把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戰略目標，把可持續發展作為戰略方向，把爭奪經濟科技制高點作為戰略重點，逐步使戰略性新興産業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這些前瞻性、戰略性和全局性安排，體現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我國科技發展戰略方針。
科學選擇戰略性新興産業非常關鍵。選對了就能跨越發展，選錯了將會貽誤時機。戰略性新興産業必須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具有市場需求前景，具備資源能耗低、帶動系數大、就業機會多、綜合效益好的特徵。目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最大困難，就是外部需求急劇減少，而且將來在相當長的時間也很難恢復到危機之前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産業就暴露出産能過剩問題，而且其中一些産業又沒有掌握核心和關鍵技術。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重視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同時要在最有基礎、最有條件的領域突破核心和關鍵技術。選擇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科學依據是什麼？最重要的有三條：一是産品要有穩定並有發展前景的市場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經濟技術效益；三是要能帶動一批産業的興起。
最近，我主持召開了三次座談會。有47位經濟、科技專家，圍繞新能源、節能環保、電動汽車、新材料、新醫藥、生物育種和信息産業發展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和建議。如何抓住機遇，充分發揮中國經濟和科技的優勢？如何突出重點，確定中國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方向？如何加強科技支撐，突破産業發展的關鍵和核心技術？這是我給廣大科技工作者提出的題目。科學研究只有同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起來，才有強大的生命力。
世界各國都高度重視新能源産業發展，正在加快推進以綠色和低碳技術為標誌的能源革命。中國在調整能源結構、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已經並將繼續作出積極努力。新能源發展要突出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水電、核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沼氣發電，以及地熱利用、煤的潔凈利用等。要加強宏觀規劃和配套設施建設，推動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有序發展。同時，要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突破關鍵技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新能源汽車已成為全球汽車工業發展方向。世界主要國家為保障能源安全，都在加快新能源汽車研發和市場開拓的步伐。中國經過近10年的自主研發和示範運行，在這個領域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大大縮小。當前緊迫的任務是，通過技術經濟、市場需求和經濟效益三個方面的充分論證，儘快確定技術路線和市場推進措施，推動新能源汽車工業的跨越發展。
新材料産業發展對中國成為世界製造強國至關重要。目前，中國許多基礎原材料以及工業産品的産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高性能的材料、核心部件和重大裝備嚴重依賴於進口，關鍵技術受制於人，“中國製造”總體水平處在國際産業鏈低端。無論是推進大飛機、高速列車、電動汽車等重點工程，還是發展電子信息、節能環保等重要産業，都面臨著一系列關鍵材料技術突破問題。必須加快微電子和光電子材料和器件、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結構材料、納米材料和器件等領域的科技攻關，儘快形成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新材料與智慧綠色製造體系。
21世紀是生命科學大發展的世紀。生物科技發展將顯著提高農業和人口健康水平。13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必須靠自己來解決，根本要靠科技。要發展轉基因育種技術，這是提高農業産量和改善産品質量的重要途徑。科學家建議超前部署分子設計育種，大規模挖掘動植物種質中蘊藏的優異基因資源。這樣，中國10年左右就可能實現小麥、水稻等主要農作物和豬、牛、羊等主要牲畜的優良品種的顯著改良。
健康科技、生物醫藥事關民生大計。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加快這個領域創新和發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要把生命科學前沿、高新技術手段與傳統醫學優勢結合起來，研發適應多發性疾病和新發傳染病防治要求的創新藥物，突破應用面廣、需求量大的基本醫療器械關鍵核心技術，形成以創新藥物研發和先進醫療設備製造為龍頭的醫藥研發産業鏈，大幅度提升生物醫藥産業的國際競爭力。目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幹細胞研究發展勢頭強勁。幹細胞研究促進了再生醫學的發展，這是繼藥物治療、手術治療之後的又一場醫療革命。我們要力爭在幹細胞研究的更多領域取得領先地位，同時要高度重視、切實防範幹細胞研究引發的倫理問題。
信息網絡産業是世界經濟復蘇的重要驅動力。全球互聯網正在向下一代升級，傳感網和物聯網方興未艾。“智慧地球”簡單説來就是物聯網與互聯網的結合，就是傳感網在基礎設施和服務領域的廣泛應用。我在無錫考察時參觀了中國科學院微系統所無錫傳感網工程中心，很高興看到一批年輕人正在從事傳感網的研究。我相信他們一定能夠創造出“感知中國”，在傳感世界中擁有中國人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們要著力突破傳感網、物聯網的關鍵技術，及早部署後IP時代相關技術研發，使信息網絡産業成為推動産業升級、邁向信息社會的“發動機”。
這裡，我還想談一談空間、海洋和地球深部開發利用問題。空間、海洋和地球深部，是人類遠遠沒有進行有效開發利用的巨大資源寶庫，是關係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戰略領域。我們要實施好“載人航天計劃”和“嫦娥計劃”，有效進入並和平利用空間。中國是一個海洋大國，海洋資源開發和海洋産業發展是“藍色聚寶盆”。國際上正興起海岸帶可持續發展研究，我們要切實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在地球深部資源探測方面，中國已有固體礦産勘探開採的深度大都小于500米，而世界一些礦業大國已經達到2500米到4000米，南非計劃開採的深度達到6000米。澳大利亞在本世紀初率先提出“玻璃地球”計劃，也就是要使地下1000米變得“透明”。加拿大人近期提出的類似計劃，要搞到3000米。中國人均資源短缺，資源勘探水平不高，開採利用率也比較低，這是制約未來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我們要千方百計提高資源勘探開採水平和效益，充分挖掘和利用好各類資源。
要更加重視基礎研究和戰略高技術研究。基礎研究相當重要，因為原始創新源於基礎研究。而基礎研究沒有十到幾十年的積累不可能出重大成果，這絕不是急功近利的事情，是要花費心血長年積累的事情。重大戰略高技術是引不進、買不來的。原始創新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源泉。中國要搶佔未來經濟科技發展的制高點，就不能總是跟蹤模倣別人，也不能坐等技術轉移，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創成果。科學技術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來不得半點虛假，需要充滿艱辛、敢擔風險的探索，需要“面壁十年”、甘坐冷板凳的精神。要腳踏實地、潛心鑽研，切忌浮躁。我希望中國能夠誕生更多世界級的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我們也一定能夠出現這樣的人才。
要深化科技管理體制改革，大膽革除阻礙科技生産力發展的一切體制機制障礙。要進一步促進經濟和科技的結合，充分發揮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大自主創新的投入，引導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我們要把顯著提高全社會的研發投入(R＆D)佔GDP的比重作為一項重要的任務，作為一個要奮鬥實現的目標。特別要從根本上解決科技經濟“兩張皮”問題，促進産學研結合，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産力轉化。我們要大幅度提升知識産權的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能力，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有力支撐。我們全部科技政策的著眼點，就是要讓創新火花競相迸發、創新思想不斷涌流、創新成果有效轉化。為此，要創造良好的環境，讓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討論、更加專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全社會都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實踐、尊重創造，大力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思想、倡導科學方法、普及科學知識，全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全民科學素質。我們各級領導幹部要像鄧小平同志那樣，當好科技工作的“後勤部長”。
今天在座的都是科技工作者。這裡，我想緬懷兩位最近去世的科學家：一位是錢學森先生，一位是貝時璋先生，他們都是我國科學界的傑出代表。
10月31日，錢學森先生去世了。那天是星期六，早上我還是按時上班。他是8點零6分去世的，我是8點15分知道的。我趕到了301醫院，向這位給國家和人民作出重大貢獻、德高望重的科學家鞠了三個躬，來表達我對他的敬意和哀思。當天夜裏，北京雨雪霏霏。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錢老的音容笑貌一直縈繞在腦海裏。我起身找出當年的日記和與錢老的通信。睹物思人，思緒萬千，一樁樁往事歷歷在目。我跟錢老認識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那時，我在中央分管科協工作，他是中國科協主席。1990年7月3日，我到他在國防科工委的辦公室去談工作，我們兩人談了很長時間。我的日記記得清清楚楚，他説，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作為社會形態應該包括三個方面，就是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因此，我們必須提出要建設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質文明。然後他又強調還有一個基礎，就是地理環境。我作總理以後這幾年去看望錢老，他談的更多的不是科技問題了，幾乎每次都是教育問題。他反復提到，創新型人才不足是現行教育體制的嚴重弊端，也是制約科技發展的瓶頸。他提出要更加關注教育改革和發展，注重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他説，中國現在沒有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按照培養科技發明創造人才的方式辦學，沒有自己獨特創新的東西，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他還結合自己成長的經歷説，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我對錢老提出的這兩條意見深為贊同。後來，我每到一所學校，都向師生們講述錢老的這番話。我們要把培養創新型人才作為教育發展的重要目標，這需要從娃娃抓起。不僅要重視發展高等教育，努力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更要重視發展小學、中學教育，培養孩子們的創造精神，打好人才成長的基礎。只有培養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各類人才，特別是創新型人才，中國才有希望。
貝時璋老先生去世時，我沒有趕上去告別。那個星期天我到他家裏去弔唁。這位老先生在去世的前一天，就是10月28日上午，還邀請北大醫學部生物物理教研室林克椿教授等6人進行討論，一位107歲的老人邀請科學家來討論什麼呢？在得知2009年的諾貝爾獎揭曉以後，他心情一直不平靜。他想起林克椿教授1981年在斯坦福大學化學系作訪問學者時，曾經發現了“由鈣離子促進膜間結合而誘發螺旋狀脂質體”的現象。當時這個成果很受重視，1982年的英國《自然》雜誌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予以發表。我們有的科研成果其實離諾貝爾獎並不是很遠，也許就一步之遙。他女兒跟我講，那天，老先生精神特別好，跟大家討論了一個小時，而且最後還講，我們要為國家爭氣。我希望老一代科學家像錢老和貝老一樣，繼續在重點科技攻關和創新領域發揮關鍵作用，善於發現和培養青年才俊；青年科學家要繼承發揚老一代科學家獻身祖國的高尚品質和甘於寂寞的奉獻精神。只有大批青年科學家不斷成長起來，站在前輩的肩膀上攀登新的科技高峰，中國的科技事業才能興旺發達，後繼有人。
中國的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變革。科學技術是推動這場變革的重要原動力。只要用現代科學技術武裝起來，中國這艘巨輪就能産生無盡的力量，任何人都阻擋不了我們前進的步伐。我堅信，中國科技一定能夠支撐和引領我們偉大的祖國實現現代化宏偉目標，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能夠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本文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首都科技界大會上的講話。)
責編：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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