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海建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行政監察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對受行政處分官員的解除程序做了如下規定：受處分人的處分期限滿了，要由監察機關及時解除處分，對本人沒有影響，他今後的晉陞、晉級不再受處分的影響。(2月25日《京華時報》)

　　受行政處分的官員悄然復出已不是什麼新聞。比如因“黑磚窯事件”被撤職的洪洞縣原副縣長，復出後擔任該縣縣長助理；“甕安事件”中被撤銷黨政職務的原縣委書記，復出任黔南州財政局副局長；質檢總局原副司長在“三鹿事件”後，輾轉著官復原級……“問題官員”復出不僅令當事官員仕途成為曖昧的懸疑劇，也消弭著公權的公信力，對此，公眾頗有微詞。

　　誠然，被問責的官員有時並不是直接責任人，且不少“問題官員”在執政能力上確有過人之處，因此，舉賢不避“過”、用人用其長也可以理解。但問題在於，轟轟烈烈的問責要具有震懾意義，必須以事實説明其嚴肅性與懲戒性，即便是復出，也要讓群眾心服口服。從這個意義上説，復出不能是溫室裏羞答答的玫瑰，而必須是驕陽下的向日葵，需要一套陽光下的程序。

　　具體來説，這個程序既包括當事官員接受問責的時限，更應包括問題官員復出的情況説明。公眾對官員復出的質疑，除了包括時間上的疑問，更多的還是復出到新職位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為什麼這個職位必須選擇“問題官員”？是什麼情況決定了非“官復此職”不可？如何考評復出後官員的新政績？如果這些細節問題不能公之於眾，就算問責時間板上釘釘，還是不能澆滅公眾心頭的疑慮。

　　由此可見，官員復出的關鍵不在期限而在緣由。“問題官員”不管問題大小，復出也當照顧到公眾的情緒，將復出的前因後果交代清楚，做到“進退有據”。這既是對公權力負責，也是對公民知情與監督權利的尊重。

　　行政監察法修正案草案關注到官員復出程序是件好事，這也是我們走向政治文明與行政規範的正途。接下來，相關晉陞晉級也應該做出相應回應，以此對接官員復出程序的公平與公正，尤其是要落實好問題官員復出的公示制度：一方面要詳細解釋清楚新職位與當事官員的對應性與選擇性；另一方面還要為輿論監督創設綠色通道，以便更好地監督“問題官員”的復出之路。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