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模式”將在北京全市推廣，在“2010年城市管理經驗交流會”上，北京市副市長黃衛透露了這一消息。

　　所謂“崇文模式”，就是大城管模式。2007年，北京市崇文區的城管、公安、民政等26個政府部門派駐專員，到轄區的7個街道辦上班，組成聯合執法組，處理轄區內所有城市管理事務。

　　“崇文模式”得過“中國最佳管理城市獎”、“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於是被當作城市管理經驗來交流與推廣。獎項並不能為經驗的好壞背書。寧波有棟“裂縫如拳大”的樓房還獲過國際性大獎，可這建築工藝能當經驗推廣嗎？崇文模式，或者説大城管模式，是不是個好東西，需要討論。

　　崇文區區長牛青山表示，執法部門分散辦公，削弱了執法力量，推行大城管模式，主要為整合執法力量。從這點看，此舉算不得什麼創新，環保、土地等都搞過聯合執法，效果如何呢？一個部門不好管，多個部門也未必管得好，城市管理左衝右突，還是沒有走出權力分散或整合的老路。在我看來，這是權力內部的分配遊戲。

　　整合執法力量，還有提高執法效率的意圖，達到所到之處無堅不摧、無事不克的執法效果。如崇文區所説，大城管模式固然可以提高幫助失業人員、低收入人員的服務效率，另一方面，也會提高掀攤子、抓小販的效率。執法行為是國家力量的體現，從古至今，國家力量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而且，城管、公安等執法部門，是掌握武器裝備，擁有合法暴力的部門，對這些部門參與的聯合執法組，人們不可能不多一份警惕。

　　大城管模式最要命的地方，在於把執法力量進駐到了街道辦。街道可以説是社會最基層地帶，執法力量進入街道辦，增強街道辦的力量，意味著政府權力深入到了社會的毛細血管，並且試圖強化和鞏固對社會基層的管制能力。

　　我們曾有過國家全面接管社會事務和個人生活，政府權力無微不至、無孔不入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在最基層承擔管制功能的正是街道辦這類機構。按照現代治理經驗，街道和社區本是充分體現社會自治的地方，居民事務居民自己管理，政府權力不宜過分插手，更別説全盤接管了。

　　政府與社會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政府權力如此深入，如此龐大，社會權利空間的萎縮幾乎是必然。因此，在街道、社區實行“全權、全責、全時”式管理的大城管模式，很可能會窒息社會活力，使社會自治前景雪上加霜，往大裏説，這亦有悖于社會開放、政府放權的趨勢。

　　説到放權，近些年來，社會領域的放權明顯滯後於經濟領域的放權，蓋章權、審批權等這權那權的削減或下放，主要集中在市場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的放權動作不大、突破不明顯。而從所謂大城管模式來看，權力集中有逐漸下沉、逐漸深入社會根基的趨勢，也就是説，政府權力在橫向收縮與限制的同時，卻在縱向上集中與擴大。這應被視作是社會發展的潛在的巨大風險，如若加以推廣，確非公民社會的福音。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