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是個聰明人,他知道觀眾對於電影的意義,他也知道在當今這個時代,撈錢是硬道理,真金白銀是好東西,而且,談錢論價不僅不再是丟人的事,似乎還變得很主流,很理直氣壯。據説,北京電影學院一直想在正門顯眼處拉一道橫幅,上書“電影是對投資人負責的藝術”。且不管是真是假,至少讓我們感覺到,在這個人人都很崇尚多元的時代,背後還有一隻無所不在的手,主宰著電影人的命運。
張藝謀的聰明就在於,他寧肯順從命運的安排,也絕不向命運發起挑戰。所以,他這次拍攝《三槍拍案驚奇》就抓住了兩個要點,一是主動給影片戴上一頂“俗”的帽子,定位“喜鬧劇”,宣稱要走“群眾路線”,把小瀋陽、閆妮、孫紅雷等頗受群眾愛戴的演員都拿在手裏。只要觀眾笑了,張藝謀也就成功了。其二,調動各種積極因素,進行大規模的炒作,張藝謀以身作則,率領“三槍”劇組一乾人等在各種場合亮相,忽而作癲狂狀,秀上一把RAP,忽而又放低身段,面帶誠懇的微笑,娓娓而談。有人説,張藝謀瘋了。究竟是市場把他逼瘋了,還是真的玩瘋了?這個問題只有張藝謀自己才能回答。
我不懷疑“三槍”的票房。因為,這些年來,“二人轉”大行其道,無厘頭搞笑大行其道,已經為張藝謀準備好了廣闊天地,就等著他來大有作為呢。看上去,他還真有一點順天應時的感覺,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他也就做了這個時代的“俊傑”了。所以説,時代造就了張藝謀。他的善變,或者説投機與迎合,都説明了他很有一點領風氣之先的能力。前不久馬原接受記者採訪時説:“這個時代需要段子。”張藝謀應該是認同這種説法的,他看到了“時代”的這種需求,響應著“時代”的召喚,“三槍”就是他為這個“時代”貢獻的一個超大型的段子。從歷史的發展變化來看,也許這是對我們曾經有過的過於“嚴肅”的一種懲罰或必要補充。我們看到,從王朔的“一點正經沒有”,到周星馳的正話反説,其實都是在消解和瓦解文化的嚴肅性和崇高感。那麼,這種消解到哪是個頭兒呢?沒有人肯于思考和回答這個問題,但卻不乏將消解進行到底的人。張藝謀正在努力做的這件事,就是要將文化變得更加娛樂,更加淺薄,更加輕浮,更加無聊,也就是所謂的更加大眾。這種做法究竟是功是過,我們説了不算,還是等待歷史來裁決吧。
有些事情是不能多想的,想多了就可能睡不著覺。從人性的角度説,如果沉淪下去是沒有底線的,靠刺激來娛樂,只有不斷提高刺激的強度,才能滿足身心對娛樂的要求。可以預料的是,“三槍”之後,只能比“三槍”更惡俗,就像我們在《十面埋伏》和《滿城盡帶黃金甲》之後,又看到了《三槍拍案驚奇》一樣。這是很可怕的。拍電影當然要對投資人負責,但是,要不要為觀眾的未來、為民族文化的未來負責呢?從一部電影扯到這麼大,這麼遠,顯得有點可笑。但如果觀眾真的養成了惡趣味,只想著段子是好東西,那恐怕哭都來不及了!
責編:趙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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