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幾部國産“大片”，發現中國的大導演們心思沒用在做電影上，都改行賣“拐”了！

    張藝謀曾經如此解釋《三槍拍案驚奇》(以下簡稱《三槍》)：“我自己其實想説的是某種不可控的命運感。”這話説得那麼勉強，那麼沒有底氣，恐怕都説不服自己。我們沒在電影中看到什麼“命運的不可控”，倒是深刻感覺到導演的不可控。

    高價買進的驚悚懸疑劇本，再加上“二人轉”的嬉鬧，像咖啡裏面攪進了玉米碴子，怎麼都覺得味不對。張導演這幾年極力利用流行“元素”來拉攏觀眾：武俠、大腕、“二人轉”，從《英雄》到《三槍》，從李連杰到“小瀋陽”。但他卻嚴重低估了觀眾的智商。

    讓觀眾笑需要的是智慧。康德從主體心理感受出發，説喜劇是“一種緊張的期待突然歸於消失”，而那些不男不女的誇張肉麻的表現，和拖遝累贅的臺詞爭吵，只能讓觀眾起一身雞皮疙瘩。

    《三槍》中的很多橋段直接從“二人轉”舞臺演出中移植過來，甚至包括那句“這個真沒有”––––央視春晚小品《不差錢》中的原話，整個電影就是一個加長版的“二人轉”。電影製作之初，説不定內部有過這樣的討論：幾個網絡笑話和腦筋急轉彎可以湊成一個小品，那麼幾個小品演員加上一個好萊塢的劇本怎麼就不能湊成一個電影？

    可以看出，《三槍》中張導演很想向香港喜鬧劇導演之王周星馳“致敬”，但他恐怕只學到了周星馳電影的“鬧”，沒有學到“喜”。周星馳喜鬧之中還有堅持和信念。而《三槍》中，當孫紅雷被閆妮一槍打死露出奇怪的笑容時，演員們集體跳起了舞，劇場內亮起了燈，觀眾都面面相覷，“這就算完了？”

    真完了。

    難怪韓寒寫博客説，對於《三槍》給出的分數是1分，認為“這是一部比較適合在三線城市的縣城裏播放的電影”；而洪晃則直言《三槍》內容與昂貴的票價不成正比，應該賣十元一場。

    而事實是，不少院線都給《三槍》標出了最高票價，出品方對票房信心十足，電影院裏這幾天的場景則是人滿為患。

    這麼多的觀眾願意花錢到電影院看《三槍》，是對曾經有過諸多佳作的張導演抱有信任和期待––––不過，張導演本人卻似乎對這些期待並不買賬。他反復強調，“我沒把自己當回事”，“從來沒想過要當一位任重道遠的電影大師”。觀眾期待的是一位架勢十足的大師嗎？不是。觀眾的要求其實不高，首先是一個電影生産者要拿出起碼的誠意和水準。低調與謙虛固然是美德，不過，一位執導了奧運會開幕式的導演，一位擁有社會賦予的鉅額“無形資産”的藝術工作者，面對觀眾撲面而來的期待，至少不能用一句“嘗試不同類型的電影”就輕鬆閃身而過。

    固然，大導演還有不少“無形資産”––––據説價值4億––––可以消費，有些觀眾也可能很“健忘”，下一次仍然蜂擁而至。但是別忘了，賣拐也不過是賣完了拐杖賣輪椅，對於觀眾的信任和期待，“有多少愛可以胡來”？

    當然，導演們要把“拐”賣出去，沒人吆喝是不成的，這個角色向來由媒體充當。圈內潛規則，大凡電影首映式、大小新聞發佈會，甚至包括影評人觀影，幾乎都有紅包可拿。因此才能看見某大片公映前後主創人員不厭其煩地闡釋“創作感受”，同時不忘了來一點“小花邊”。更有號稱國內一流媒體的某些大報刊、電視臺、門戶網站，長篇累牘而又不知所云地蜂擁報道。所以張導演才有機會説“我其實想説不可控的命運感”。

    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華裔導演李安在《色戒》上映前，曾因為心理壓力太大而躲在房間裏大哭。但我們這兒的大導演們只會偷著樂，因為這次，“拐”又賣出去了！

    你們就繼續“忽悠”吧！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