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圍城》講新舊之交的清末民初，孫文秘密登陸香港籌備辛亥革命，八大義士舍命相護，對抗清廷500殺手。在“存天理，滅人欲”的時代，這群義士往往被硬扣上一頂家國大義的帽子，謂之死士，如今小人物翻身，卑微與偉大的價值被重新審視，我們或又稱為：歷史的炮灰。

    家國大義和死士，都是古皆有之的命題。因為諸多掣肘，同一立意的片子，由內地導演操刀，則很可能成為《建國大業》第二或《英雄》第三。或者炮灰群體們流於臉譜化，死得並無説服力，變成又一個《集結號》。陳可辛與陳德森重塑了香港販夫走卒飲食男女的小人物群像，片中的賭徒、戲子、乞丐、街頭小販、車夫，他們隱于市井卑微如塵，深陷七情六欲，對時代巨變混沌無知，無意中舍生取義成了炮灰。也成為口碑與票房的最大贏家。

    小人物唱大戲，既符合觀影審美的風向，也是香港特殊文化的真實呈現。在這一殖民文化區域內，多元文化碰撞，東方忠義與西方民主並行，多方利益相制，是多種思想和力量交鋒對決的舞臺。同時，天高皇帝遠，無過多的政治捆綁，人性更易凸顯。二陳的聰明在於沒有空喊革命口號，而是踏實做一個亂世江湖，讓各色人等一一浮現：少林武僧王復明，天津戲班方紅父女，揚州世家公子劉鬱白，留學青年李重光，清廷殺手閻孝國……角色的複雜性昭示著亂世香港作為矛盾中心，南北會合中西合璧，戲劇衝突極大，因此，此處既“齣戲”，又“出人”。

    革命的意義何在，炮灰是否死得其所，亂世中不可預計，大反派閻孝國提出的質疑不無建設性：革命黨人用西學救國，卻不見西方的狼子野心。103年前，孫文的慷慨演講不過是為小人物慷慨取義勾一筆觸不到的希望。實際上，二陳對於救國之路給出的是另一種解讀。數百年的商業自由港歷史，讓港人治革命亦如治業，史上雖確有革命黨陳少白其人，影片中真正推動事件進展的卻是一個對革命搖擺不定的商人李玉堂，此人乃最典型的香港製造，深諳世情人心江湖之道———有江湖，就有“義”“利”與“信”。他不僅成功地把革命做成一單大買賣，也把世情人心做成一單大買賣。或為父女愛，主仆義，或為提攜恩，知己情，片中的民間義士，無一不是為其“義”“利”“信”感召驅動，甘為赴死。這或許不偉大，卻很真實。

    據史料，孫文早年確實借助了大量幫派和商賈力量，本人也習武拜過幫派，也可謂無江湖不革命。歷史進步是無數小人物的合力，匯小義成大義，香港式態度是：積少成多，低頭做事，認真對待就是誠意。

    孫文是否香港遇刺，史無可考。二陳本著誠實做戲的態度，做了一虛一實的處理，一方面，他們以類型片和商業片的思維，假定了一場必然的遇刺和必然的犧牲；另一方面，《十月圍城》斥鉅資用十年時間還原了20世紀初香港質感的每一個細節，認真鋪墊諸多小人物事跡，給足了大片的誠意。不得不説，這是另一種香港態度。

    李宇春在片尾曲《粉末》中一語中的“什麼時代，什麼大愛，我不明白。”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眾皆微塵粉末，而佛偈中一塵一世界，無論家國大義或世情人心，你我都是小人物，都是歷史的炮灰。炮灰亦有尊嚴和大義。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