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圍城》講新舊之交的清末民初,孫文秘密登陸香港籌備辛亥革命,八大義士舍命相護,對抗清廷500殺手。在“存天理,滅人欲”的時代,這群義士往往被硬扣上一頂家國大義的帽子,謂之死士,如今小人物翻身,卑微與偉大的價值被重新審視,我們或又稱為:歷史的炮灰。
家國大義和死士,都是古皆有之的命題。因為諸多掣肘,同一立意的片子,由內地導演操刀,則很可能成為《建國大業》第二或《英雄》第三。或者炮灰群體們流於臉譜化,死得並無説服力,變成又一個《集結號》。陳可辛與陳德森重塑了香港販夫走卒飲食男女的小人物群像,片中的賭徒、戲子、乞丐、街頭小販、車夫,他們隱于市井卑微如塵,深陷七情六欲,對時代巨變混沌無知,無意中舍生取義成了炮灰。也成為口碑與票房的最大贏家。
小人物唱大戲,既符合觀影審美的風向,也是香港特殊文化的真實呈現。在這一殖民文化區域內,多元文化碰撞,東方忠義與西方民主並行,多方利益相制,是多種思想和力量交鋒對決的舞臺。同時,天高皇帝遠,無過多的政治捆綁,人性更易凸顯。二陳的聰明在於沒有空喊革命口號,而是踏實做一個亂世江湖,讓各色人等一一浮現:少林武僧王復明,天津戲班方紅父女,揚州世家公子劉鬱白,留學青年李重光,清廷殺手閻孝國……角色的複雜性昭示著亂世香港作為矛盾中心,南北會合中西合璧,戲劇衝突極大,因此,此處既“齣戲”,又“出人”。
革命的意義何在,炮灰是否死得其所,亂世中不可預計,大反派閻孝國提出的質疑不無建設性:革命黨人用西學救國,卻不見西方的狼子野心。103年前,孫文的慷慨演講不過是為小人物慷慨取義勾一筆觸不到的希望。實際上,二陳對於救國之路給出的是另一種解讀。數百年的商業自由港歷史,讓港人治革命亦如治業,史上雖確有革命黨陳少白其人,影片中真正推動事件進展的卻是一個對革命搖擺不定的商人李玉堂,此人乃最典型的香港製造,深諳世情人心江湖之道———有江湖,就有“義”“利”與“信”。他不僅成功地把革命做成一單大買賣,也把世情人心做成一單大買賣。或為父女愛,主仆義,或為提攜恩,知己情,片中的民間義士,無一不是為其“義”“利”“信”感召驅動,甘為赴死。這或許不偉大,卻很真實。
據史料,孫文早年確實借助了大量幫派和商賈力量,本人也習武拜過幫派,也可謂無江湖不革命。歷史進步是無數小人物的合力,匯小義成大義,香港式態度是:積少成多,低頭做事,認真對待就是誠意。
孫文是否香港遇刺,史無可考。二陳本著誠實做戲的態度,做了一虛一實的處理,一方面,他們以類型片和商業片的思維,假定了一場必然的遇刺和必然的犧牲;另一方面,《十月圍城》斥鉅資用十年時間還原了20世紀初香港質感的每一個細節,認真鋪墊諸多小人物事跡,給足了大片的誠意。不得不説,這是另一種香港態度。
李宇春在片尾曲《粉末》中一語中的“什麼時代,什麼大愛,我不明白。”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眾皆微塵粉末,而佛偈中一塵一世界,無論家國大義或世情人心,你我都是小人物,都是歷史的炮灰。炮灰亦有尊嚴和大義。
責編:趙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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