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市漢口醫院醫生王爭艷近日在社區醫生崗位上正式退休,她的感人事跡在武漢市民中廣為傳揚。王爭艷從醫25年以來,開出的處方平均單張不超過80元,至今還常開只有兩毛錢的處方。今年9月,經過數萬名市民無記名投票,王爭艷當選為“武漢市人民滿意的好醫生”。(12月23日《武漢晚報》)
在不少醫生習慣於給病人開動輒幾百元上千元的大處方,有些醫生明裏暗裏通過處方拿“提成”的當下,王爭艷卻經常開出小得不能再小的“兩毛錢處方”,她的選擇似乎顯得特別地不合“時宜”,然而又特別地契合了社會公眾對白衣天使和良好醫療服務的由衷期待。王爭艷用她的“兩毛錢處方”,以她對患者的殷殷關懷之情和堪比“父母心”的深切體諒,完美地詮釋了醫務工作者職業道德的真諦。
每一種職業都對從業者有相應的道德要求。各種職業道德既有大致相同的基本要求,如誠實守信、恪盡職守、不斷提高業務能力和服務水平,等等;也有基於某種職業的特點而提出的特殊要求,比如對商業經營者特別要求誠信經營、童叟無欺,對公務員和官員特別要求清正廉潔,奉公守法,對學術研究者特別要求堅持真理、獨立創見,等等。對於醫務工作者,職業道德又有什麼樣的特殊要求呢?
職業道德對醫務工作者提出的特殊要求,主要是由醫療服務有別於其他服務的最關鍵的特點——“與人的健康和生命有關,對人的健康和生命負責”——所決定的。醫療服務直接作用於人的健康和生命,在提供服務的醫方和接受服務的患者之間,雙方在專業技術、信息佔有、決策權利和舉證能力等諸多方面都不對等,醫方在相當程度上對患者具有主導和支配作用。這就要求醫生必須比其他職業具有更高遠的道德自覺和更嚴格的道德自律,更能在缺乏外部監督和制約的條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良心、良知忠實履行職業責任。
沒有哪種職業像醫生那樣對人的健康和生命如此息息相關,沒有哪種職業像醫生那樣,永遠需要對人的健康和生命保持萬般的謙抑與虔誠,沒有哪種職業像醫生那樣,永遠需要站在維護人的健康權、捍衛人的生命權的高度來培養和踐行職業道德。很少有職業像醫生那樣,永遠需要把敬業奉獻的道德原則放在第一位,把個人得失和利益需求放在第二位。王爭艷每月收入僅有2000元左右,一家三口一直住在不足50平米的房子裏,讀大學的兒子至今還睡在閣樓上。如果她也像別的一些醫生那樣,通過開大處方、拿“提成”多多益善地“創收”,她的家庭經濟狀況何至於此?支撐她堅持下去的唯一動力,只能來自於她對醫德的執著與信仰。
社會上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制度對人的引導永遠比道德對人的約束更重要,加強制度建設永遠比加強職業道德建設更重要。比如一名醫改專家分析説,“為何中國的醫生群體性喜歡開大處方?因為醫療服務沒有得到公平、合適的産出,醫生承擔的工作風險高,勞動和收入不對等。如果説開大處方是醫生的錯誤,還不如説是制度本身的錯誤”。制度建設當然十分重要,推進醫改亦是刻不容緩,但在制度建設足夠完善之前,同樣是在有缺陷的制度條件下,為什麼王爭艷能夠恪守“讓患者花最少的錢治好病”的原則,另一些醫生卻把開大處方純粹當成了發財的手段呢?其實不難設想,如果醫生缺少了基本的醫德,缺少了對救死扶傷天職的忠誠與信仰,那麼無論醫改如何深入到位,也無論醫藥衛生制度如何完善無缺,他們都總能從患者身上找到“創收”的機會。
白求恩説過:“讓我們把利潤、私人經濟利益從醫務界裏取消,把貪得無厭的個人從我們的職業中清除。讓我們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發財當作可恥的事情。”今日之際,國家或許做不到完全“把利潤、私人經濟利益從醫務界取消”,但是完全應該而且能夠做到,在為醫務工作者提供合理的報酬待遇及相關保障的條件下,通過職業道德建設和制度建設的兩手抓,造就出一大批像王爭艷這樣的“人民滿意的好醫生”來。
責編:趙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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