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媒體上有關艾滋病的報道也空前多了起來。"政府注資男同酒吧"之所以能成為爭議新聞，某種意義上不能不説，背後反映的，其實正是防艾工作尚遠遠未能在一些地方深入開展的虛浮局面。
在“世界艾滋病日”來臨之前，雲南大理市政府參與投資建設一家同性戀酒吧的消息，尤為引人關注。由雲南大理市衛生局出資、十多名防艾志願者負責經營的以同性戀為主體顧客的酒吧即將正式營業，衛生局和志願者們計劃通過酒吧的平臺對更多潛在的艾滋病患者進行“同伴教育”。
雖然大理衛生局已經解釋得很清楚——“注資男同酒吧只為防艾”，但這一新鮮做法仍然備受爭議。有人認為有政府鼓勵同性戀之嫌——言語之中多有對同性戀的嚴重歧視，更有人斥之為浪費納稅人的錢。而在我看來，相比于一些地方防艾宣傳老一“套”(在公共場合發放安全套)的做法，大理市的做法不僅在態度上更為積極，在方法上顯然也更為對路。
來自衛生部的數據顯示，性傳播已經成為我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尤其是同性性行為，它所引起的艾滋病傳播已經佔到傳播總數的32%。導致艾滋病傳播的同性性行為，絕大多數來自男同性戀者之間。在男同性戀中，感染率已經達到了5.9%。男同性戀顯然應是引起高度關注的防艾重點之一。
而政府力量在防控艾滋病上，存在著一個致命的短板——很難走近目標人群。與之相比，由大多原本就是圈內中人的志願者，組織發起的民間組織在這方面優勢十分明顯。大理向民間組織注資，幫助他們開展更有效的“同伴教育”，總體思路肯定是沒有問題的；至於在具體操作方式上，如果能有其他方法找到並聚攏目標人群，也不一定非建酒吧不可。
筆者以為，真正值得關注的地方倒不在於“同性戀酒吧”本身，而在於由此衍生的兩個問題：一是政府防艾基金的使用，二是在“政府主導”的防艾模式下民間組織的邊緣化。大理衛生局注資民間組織的錢，是從當地每年80萬左右的防艾基金裏拿出的。這樣的防艾基金各地衛生部門應該也都有，那麼這筆錢一般都是被怎麼花掉的，又具體産生了怎樣的防艾效果？會不會也像其他資金項目一樣存在腐敗？
雖然每到“世界艾滋病日”，我們總能看到政府主導的一些防艾活動，但是在“政府主導”之外，對民間組織在防艾中的重要作用，目前認識顯然還不夠。民間組織大多被邊緣化，很難尋到一個合法的身份，更遑論得到政府部門的資金支持。因為對民間組織防艾作用的忽視，很多“政府主導”的防艾活動始終漂浮在表面上，難以深入真正的目標人群之中。
“政府注資男同酒吧”之所以能成為爭議新聞，某種意義上不能不説，背後反映的，其實正是防艾工作尚遠遠未能在一些地方深入開展的虛浮局面。
責編：趙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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