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新聞晨報》報道，上海一些白領索性辭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尋找另一種相對輕鬆的生活方式。而社會學家則以“圍城”作比，外地的人才很想到上海工作，但上海的白領卻寧願放棄工作，到外地去生活，這無異於一場“圍城”。

　　單就公民的自由遷徙權利來説，白領進出圍城，的確體現了擇業觀和生活觀的變化，是社會發展的一種進步。中國社會自古就不是一個“遊牧社會”，終老鄉土是終極理想，一遠遊往往就容易“水土不服”。

　　不過，白領的水土不服不單單是個生理問題。正如報道所説，快節奏工作與高壓力生活，越來越多的上海白領覺得自己身心俱疲，找不到目標。也就是説，為了消除焦慮、減緩壓力，他們才被迫選擇“敗走麥城”。

　　當然我理解專家的説法，那些移居的白領並不是失敗者，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可是這些白領當年闖蕩上海灘，都是抱著“天欲降大任，必先苦其心智、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雄心壯志來的，但是他們終究敵不過“社會病”。

　　仔細想來，衝出圍城者無外乎三類人。其一：衝出亞洲，走向世界者。我身邊不少白領有點本領和資産，移民美加澳，追尋異國情緣去了，其中不乏精英；其二，立志做中國的“吉普賽人”，如報道所説的移居成都、青島者，上海居不易，不如逍遙自在浪跡天涯。

　　不過這兩類人都不是主流，主流的就是第三類：大城市的“食草一族”。食肉動物每天獵食很短時間，大多都在休息，而普通白領就是食草動物，需要一刻不停的吃草，時時刻刻提心吊膽，自然不得安逸。加上房價如火箭、戶籍是門檻，買房無望、入籍更難，怎能紮根？這就是大城市生存的“叢林法則”。

　　為什麼華為傳奇人物任正非強調“狼性文化”？競爭使然。如心理學家霍妮所説，競爭和隨競爭而來的敵意、恐懼、孤獨感、軟弱感、荒謬感、異化感、不安全感，使現代人隨時隨地處在緊張的焦慮中。

　　任正非自己也曾緊張得患了憂鬱症，以華為白領為代表的上海土特産“張江男”，更是剩男剩女主力軍，生理和心理都面臨困境，何來幸福可言？

　　真正衝出上海圍城的白領，不都是吉普賽，更多的是疲憊的叢林裏的小草。切不可以簡單的貼上浪漫主義騎士標簽，而是更需要反思“幸福指數” 相對高樓大廈，哪個更高。

　　付瑞生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