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上一個題為《武漢大學對待功勳教授果真寡情薄義》的帖子稱,武漢大學的著名教授、設計學院院長張在元博士兩年前患上罕見的神經元傳導障礙,已經病危,然而武漢大學今年竟派員到他病床前,當著不能言語、靠呼吸機維生的張在元宣佈:終止其與武漢大學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醫療費和住房。(11月17日《廣州日報》)
判斷甲流的重要指標是咽拭子檢測結果,評判武大解聘張教授的標準不能唯道德論,道德不是咽拭子。
在法制社會,看問題的根本還在法律視角。是否解聘張教授,主要依據當年武大與其簽訂的聘用合同(亦即勞動合同)。根據合同約定,合同到期自然需終止勞動合同。勞動者不能正常履行職責,用人單位也有權解除勞動合同。如果勞動者本人或代理人有疑義,可以依法申請調解、仲裁、提起訴訟。只要武大沒有違法,他人無權干預。
當然,人都是感情動物,不可能事事拘泥于法律,在冰冷的法律之外還有溫暖的感情。武大出於人道主義,可以為張教授支付一定的工資、福利、醫療費、補貼、慰問金等,甚至可以號召師生為其捐款。但這些義舉他人無權強加在武大身上,只能靠其自覺。
大家對於罹患重病的張在元教授深表同情,然而不能因為同情張教授就批評武大無情。換一個視角,也許會得出不同結論。如果一位行政領導長期不能正常工作,還保留其職位與待遇,對學校來説是不公平的,其他領導和教授也無法接受。對於學生來説,要是將病床上的教授安排為導師,換了誰也不幹。因為除了能學到部分護理知識外,其他啥也學不到。因此,即便是道德審判,武大也不完全是“被告”。
透過張教授這一“病例”,也許該反思現行的醫療保障制度,怎樣才能為危重病人提供醫療保障,保證他們能夠度過難關或者走好人生最後一程。
責編:張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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