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于澤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近日在人大法學院講座上，建議調整貪污賄賂犯罪起刑點。我國貪污賄賂犯罪起刑點在不斷提高，1979 年是1000 元，1988 年是2000 元，1997年是5000元。又一個十年過去，張軍副院長顯然是覺得，貪污賄賂犯罪起刑點現在應該往上調了。（11月3日人民網）

　　據他介紹，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許多涉案金額為幾萬元的貪污賄賂案件，並沒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過來，法院又得依法判處，“這本身就缺乏社會公正性”。這就是説，現在貪污賄賂幾萬元，依法應當治罪，但在司法實踐中經常被豁免。但有時候又有依法辦事的，貪污賄賂不過幾萬元，結果被判刑。把起刑點調上來，涉案幾萬元都不移送法辦，才顯得公正。

　　張軍副院長主張上調起刑點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剛夠起刑即獲刑10年，而涉案一兩個億的也不過是個死緩，貪官們所受處罰區別不大。現在貪污受賄幾百萬並不算大，幾千萬甚至一兩個億的也有。假如涉案幾萬元的不“佔用”量刑區間，那麼就可以騰出量刑區間，“分配”給涉案金額巨大的。這樣，貪幾百萬、幾千萬、一兩個億的才能各得其所，等差有序。

　　純粹從“數量分析”來看，貪污賄賂犯罪起刑點確實存在一條“變化曲線”，而且是向上調整的。時代在變化，社會財富增加了，貨幣相對在貶值。與時俱進上調起刑點，可以使非罪空間不因貨幣貶值而變窄，而能與過去的非罪空間大體持平。上調起刑點，可謂是起刑點“變化曲線”的內在必然。

　　但我們反對貪污賄賂，是因為不該官員拿的東西就不能拿，這是反貪污賄賂的倫理基礎。從這種意義上説，拿1000元、5000元幾萬元，跟拿幾百萬、一兩個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要堅決反對的。現在所謂拿不該拿的錢，主要是受賄。經濟學家已經揭示，拿錢的本質是權錢交易，會損害公共利益。而受賄少，並不意味著對公共利益的損害就小。對於大小貪污受賄行為，我們要一起反對。

　　如果真的像張軍副院長設想的，貪污受賄幾萬元不入罪，無疑對政治倫理起一種消解作用。自然，不入罪，他還是會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並且必然道德有虧，公眾形象受損。但對於貪污受賄行為，是否繩之以法，畢竟代表了政治上對此類行為的容忍程度。不對它繩之以法，多少意味著它是可以容忍的。其結果就有可能貪污受賄公行，官員之間的區別，只不過是貪多貪少而已。上調起刑點，很可能是造就大貪巨蠹的一個誘因。

　　公正感，不僅存在於大蠹小貪相互之間，更關鍵的還在於公眾的感受。中國現在是一個開放國家，民眾每天接觸國外的政治信息，在大家的印象中，發達國家的所謂腐敗醜聞不過是公車私用、冒領一點住房津貼。美國公職人員，只能接受不多於20美元的饋贈。而在新加坡，收到價值超過200元的禮品，就得交公，否則視同貪污受賄。如果我們的官員拿幾萬元不受法律追究，大家就會油然出生不公正感。

　　社會財富增加了，官員隨手可“拿”的錢也多了，但公眾對權力的監督意識增強了，人們心目中的廉潔標準也越來越高。也就是説，我們的政治倫理應當趨嚴。而政治倫理與一般道德不同，不能光靠自律，而必須帶有剛性。而上調貪污賄賂犯罪起刑點，恰恰有損我們的政治倫理。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