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北省啟動第二輪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建設項目，咸寧市的崇陽縣位列其中。截至今年9月底，該縣共發現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農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間感染。這73例感染者中，有70例是經性途徑感染。縣疾控中心主任沈芳明説：“外出打工收入增加，也使本縣成為艾滋病重災區。”（11月1日《長江日報》）

　　崇陽縣的艾滋病感染者多是經性途徑感染，很大程度上要怪當事人不潔身自好，然而在筆者看來，面對這樣嚴峻的情況，我們的社會也需要進行深刻反思。

　　首先，民工“找小姐”固然不對，但眾多男性民工在城市打工，妻子只能待在老家，他們的性饑渴得不到緩解，可以説是長期存在的現實情況。其實，大多數民工並不想跟家人兩地分居，但城市裏高昂的房價、城鄉間的戶籍壁壘等，讓他們只能這樣做。有人甚至提出，中國幾千萬的農村留守婦女實際上是“體制性寡婦”。如果有關方面能夠重視民工的性問題，比如多為他們建一些“夫妻房”，男性民工因“找小姐”而感染艾滋病的情況，是完全可以大大減少乃至消除的。

　　其次，對農民工性知識教育仍然缺乏。艾滋病並非不可預防，使用安全套就是有效的防病手段之一。但農民工群體多數受教育水平低，很少接觸到這方面的知識。報道中提到，有人在外打工期間“亂搞男女關係”，卻不配合疾控中心的檢查，筆者以為缺乏醫衛知識應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更值得關注的是，越來越多的人進城務工掙錢，但他們在法律、道德等方面，層次卻沒有及時跟上。現在在城市從事賣淫、嫖娼活動的，有相當比例的群體是進城農民。2006年《南京晨報》曾報道，南京市浦口區查出了一個七八十人同鄉賣淫團夥，他們中間有的是姑嫂，有的是妯娌，有的甚至是夫妻關係。為此，區法院法官專門致信湖北崇陽縣縣委書記，譴責了丈夫攜妻賣淫等現象無視國家法紀、敗壞道德倫常，並提醒崇陽縣當局“守土有責”。筆者不知道，崇陽縣數十位農民感染艾滋病，是否跟團夥賣淫有關，但很顯然，一些農民“笑貧不笑娼”是不該被縱容的。

　　崇陽縣72位農民感染艾滋病，無法不讓人痛心和惋惜。但是，比幾十位農民感染艾滋病更值得憂慮的，是讓他們感染艾滋病的社會性原因。如果這些因素得不到及時改觀，會有更多的人感染艾滋病，我們的社會也可能因此面臨極大的危機。

責編：任釗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