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學府武漢大學近日發生大地震。該校常務副校長陳昭方、黨委常務副書記龍小樂，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鉅額受賄被捕。

　　對這則新聞，媒體報道稱“震驚”教育界，其實，談不上“震驚”，高校黨委書記、校長出腐敗，已經見怪不怪。近年來，僅僅湖北地區就有武漢科技大學原校長劉光臨、原黨委書記吳國民，武漢理工大學原副校長李海嬰，三峽大學原黨委書記陳少嵐，湖北大學原副校長李金和等十幾名高校領導幹部倒在權錢交易上。其中，多位倒下的校領導是一把手、正廳級高官。

　　不少評論稱，這起重點大學領導腐敗案，應“警示”高校加強基建、採購、後勤和招生等領域的監控和防腐。但説實在的，高校防腐，需要警示教育，但更深層次、更管用的治理措施，則是真正建立制約校領導權力，促進民主管理的學校管理制度，解決校領導權力過大、過於集中，師生無法監督、無從監督的問題。

　　綜觀近年來高校在治理腐敗行為方面的所言所行，幾乎所有高校都提到要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加強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加大學校財務信息、招生信息公開力度，可是，無一例外的是，沒有多少高校有實質性行動。

　　這才是高校頻發腐敗案給我們的最大警示：依靠當前高校領導的自覺，自主建立制約自身權力的制度，是不切實的幻想──誰願意主動把手中的權力分出去，讓自己失去各種好處，並處處受到監督呢？近年來，社會輿論對高校行政化的批評聲日益強烈，但是，迎著批評聲，高校有多大改觀呢？有高校提出行政權與學術權分離，設立學術委員會，可仔細觀察，學術委員會沒有獨立運行的權力，開展活動聽從行政命令，完全就是象徵領導放權的擺設；前不久的高校名師獎評選，在提高大學教育質量、引導教師重視一線教學的評獎宗旨下，不是依然評選出20位“校座”名師嗎？

　　在當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中，高校本身有副部、正廳等行政級別，無疑強化學校領導的官員意識，同時註定了校內的等級意識──正廳、副廳的校領導必然得聽副部書記、校長的話，而沒有級別的教授、普通教師，更得“服從”、“聽命”。校領導在這種至高無上的環境中，想不出事都很難，遲早要出事倒成了某種必然。高校改革的困境在於，就連要不要改革，也是由行政説了算。而集行政權與學術權于一身的校領導，作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是最大的阻力。

　　在新一輪的教育改革中，應下定決心，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恢復高校的辦學單位本來面目；要在高校探索建立大學理事會治理結構，學校內包括徵地、蓋房、擴招、投資等重大事宜，均由理事會決策，而有關教師評價、學生招收、學位授予等教育與學術事務，則由教授委員會決策。

　　美國密歇根大學校長柯爾曼女士曾説，在大學裏，除了給師生創造好的教育環境、學術環境、為師生服務外，她沒有任何其他權力，沒有權力命令教授幹什麼、學生幹什麼。當校領導只有這樣的權力時，如果還出巨貪，那才是真令人震驚的事。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