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惟一沒有實現全民醫療保險的發達國家，美國現行的醫療保健體制早已成為美國的一項價值觀“負資産”。特別是當美國在極力推銷其以“自由、奮鬥和成功”為核心的“美國夢”的同時，卻令人震驚地發現居然還有高達4600萬沒有醫保的美國人。人們不禁要懷疑，在這樣一個沒有基本醫療保障的制度下，那4600萬美國人究竟會經歷何等殘酷的噩夢。

　　奧巴馬政府現在極力推動的醫改方案有三大基本目標：為有醫保的美國人提供更有保障和更為穩定的醫保、為沒有醫保的美國人提供高質量、可承受的保險方案，並且為全體美國人兌現一個醫療費用得到有效控制的醫療保健體制。其第二項就是針對這4600萬沒有醫保的美國人而提出的。看來奧氏醫改似乎已經把方方面面的美國人都照顧到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反對呢？

　　果然，反對派立刻以“912”華盛頓萬人大遊行予以反擊。在遊行組織者之一，FreedomWorks的網站上可以看到，保守派反對奧氏醫改的主要理由就是：反對聯邦政府干預醫療保健市場，堅持“大社會、小政府”的政治體制和不受到國家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歸根結底，他們認為美國根本就不需要一個全面醫療保健體制，美國聯邦政府更無權推行任何企圖建立這樣一個全面醫療保健體制的計劃。

　　我們不知道華盛頓遊行的人群中有沒有那些沒有醫保的4600萬美國人的代表，我們也不知道究竟奧巴馬政府在和國會、保險公司和醫師協會的談判背後會有多少妥協，我們更不知道反對派是真心擁護其政治理念還是被特殊利益團體、政治野心所驅使才反對任何醫改方案，或許兩者兼而有之。但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醫療保健體制改與不改的背後，是一場非常深刻的美國社會價值觀危機。

　　首先，在財政刺激方案對於美國經濟的成效逐步明朗之前，人們對於任何新的可能導致政府開支增加的方案都會有更高的警惕。其次，奧氏醫改方案也不是免費的午餐，特別是對於已經享受到現有醫療保障的絕大多數人，高覆蓋、少投入的背後無疑意味著現有醫療服務質量的相對降低，他們會願意用同樣的個人支出去購買可能變得更差一些的醫療服務嗎？因為奧氏醫改對於他們的承諾，不是“更高質量的”而是所謂“更有保障和更為穩定的醫保”，這對他們的吸引力確實不高。第三，最為核心的因素在於，究竟有多少美國人情願用一個“大醫保計劃”來改變傳統上根植于美國文化深處的“個人、獨立和自由”的價值觀，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主導的全民醫保”和對於聯邦政府更高度信任。

　　例如參與大遊行的民眾就普遍認為，既然美國憲法沒有賦予聯邦政府確保人人享有醫療保健的權利，聯邦政府就不應行使憲法授權範圍以外的職能去推動類似的醫療保健計劃。而這就涉及到對於美國憲法的解釋問題。因為如果凡是美國憲法未明確授權的事項均不得由聯邦政府實行，奧巴馬要想推動醫保改革和很多其他改革措施恐怕就需要修改憲法了，其門檻必將遠遠高於通過一項醫保改革計劃。由此帶來的社會成本將更加無可估量。

　　美國憲法作為美國制度的基礎，在制定之初確實是從限制政府權力、保證個人自由的最大化角度出發。這使美國註定成為目前所有發達國家中最強調“個體自由”卻最忽視“社會平等”的極端。由此難怪奧氏醫改遭遇如此強大的阻力。

　　倘若就美國的國力論，解決醫保問題，非不能也，而是不為也。可美國的制度就決定了，寧願花費更高昂的代價從事戰爭、犧牲更多的本國平民，卻無法用更少的錢來為更多的人支付醫療費用，因為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奧巴馬的醫療保健改革能否邁出關鍵性一步，就得看他如何在美國又一個價值觀危機面前作出抉擇。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