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顯：刑事證人出庭須司法機關聯合推動

　　作者：蕭顯

　　刑事證人不出庭多數是因為“不願”或“不敢”，與經濟補償關係不大，讓證人出庭，只是庭審改革的一個環節，更重要的努力，是讓刑事庭審真正“活”起來，有詰問、有質證、有交鋒，把所有事實認定問題擺在法庭上解決。

　　刑事證人出庭難，一直是困擾刑事審判工作的大問題。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即將出臺的《關鍵證人出庭及經濟補償工作辦法》，為解決這一問題邁出了關鍵一步。按照該辦法，西城區檢察院將在界定“關鍵證人”的基礎上，積極推動關鍵證人出庭，並從辦案經費中抽取資金，對證人進行經濟補償。

　　這絕對是一項值得肯定的努力。不過，對證人提供經濟補償，並非解決“刑事證人出庭難”的治本之道，嚴格意義上説，這項工作需要公、檢、法三機關聯合推動，並由國家通過修改法律，撥付專款的方式完成。

　　早在12年前，我國即已完成刑事審判方式改革，變法官“糾問制”為控辯雙方“對抗制”，但從實踐層面看，庭審效果卻一直不佳，並沒有真正體現出“對抗”色彩。之所以如此，與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不出庭作證有很大關係。

　　關於證人證言，《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得很明確：“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且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可《刑事訴訟法》同時又規定：“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可以當庭宣讀。”這就意味著，法律允許證人不出庭作證，以宣讀證言筆錄的方式進行法庭調查。可是，這麼一來，特殊性就變成了普遍性，多數庭審往往通過檢察官庭上讀筆錄，法官庭後閱案捲進行，審判成了走過場，這樣的庭審模式，也被一些法學家譏諷為“案卷筆錄中心主義”：所有人都圍著書面材料轉，“人”反而不見了。

　　其實，對抗制的精髓，在於讓“人”的因素凸顯，令事實越辯越明，被告人通過與不利證人對質，正當權益方得以維護，被定罪後才會真正服判。因此，讓證人出庭，只是庭審改革的一個環節，更重要的努力，是讓刑事庭審真正“活”起來，有詰問、有質證、有交鋒，把所有事實認定問題擺在法庭上解決。只有在這樣的大格局下，推動證人出庭才更有意義。

　　所以，從立法角度，未來修訂《刑事訴訟法》時，應著力構建一套有效的證據規則，規定證人何時必須出庭，不出庭後果如何，庭外證言效力如何，以及對證人的保護規則。同時，最高人民法院同樣應當對如何構建合理的刑事庭審模式進行再思考，畢竟，檢察機關一般更關注的是讓控方證人出庭，在安排哪方證人出庭，以及如何採信證言等制度設計方面，法院有必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實踐中，刑事證人不出庭多數是因為“不願”或“不敢”，與經濟補償關係不大，但是，從經濟上對證人出庭進行保障，乃至啟動“證人保護制度”，仍然需要大量經費支持，這一支出必須由國家以專項經費的形式撥付，不能讓司法機關從自身辦案經費中支取。有人或許會説，這樣成本太高，還是維持現狀比較好。無獨有偶，上月25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做出的一項判決，就要求犯罪實驗室的鑒定專家們今後統統要出庭作證，不能光拿鑒定報告充數。少數大法官也是以成本太高，經費不足為由提出反對，但多數大法官認為，與公民的正當法律權益相比，國家花點錢算不了什麼，不捨得付出必要的成本，怎麼推動國家法治進步？這一理由，或許同樣可以適用於我們對刑事證人出庭改革的態度。

　　□蕭顯(學者)

責編：張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