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三農 解讀兩會——2013全國“兩會”特別報道

　　未來誰耕田

　　改革開放35年之後，中國農民再次站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

　　35年前，農民為求活路，冒著坐穿牢底的風險私自分地；35年後，為了早日步入小康，追求更有品質的生活，有的農民選擇集中土地。這一抉擇，並未脫離“規模出效益”的常規。

　　但是，和35年前的“大包乾”一樣，農民的抉擇依舊充滿風險。

　　風險在於，集體土地名義上為集體所有，實則權屬不清。在農地確權未能突破過時的相關土地法規桎梏之時，侵權行為就難避免。而農民自組織的缺位，則使農戶在面對社會資本之時，缺少組織保障。有“農村改革之父”之稱的杜潤生曾言：最希望看到農地確權和農會成立。可謂正中要害。

　　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均已看到這一風險，上海松江的家庭農場實驗表明，在土地權屬不清、農會缺位的背景下，政府通過己身強力介入為農戶遮風擋雨。

　　問題是，以行政手段替代法律手段，成本高昂，剛不可久。同時，很多侵權行為，實際上亦借力地方政府。事關徵地拆遷補償的大量案例即是明證。

　　於是，在“土地流轉”“家庭農場”“資本下鄉”的背景下，如果相關配套措施不足，農民將面臨新一輪失地風險，拉美化不可不防。數十年前，包括巴西在內的諸多拉美國家，失地農民土地補償不足，無就業進城，導致城市貧民窟集聚、犯罪叢生、收入差距急劇拉大，社會穩定受到嚴峻挑戰。

　　此時，停下腳步亦不可取。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業已深度融入全球化分工體系。資金、勞力等要素的流動亦遠非人為所能阻擋。

　　面對己身龐大的工業過剩産能、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外需不振，加快推進以城鎮化為突破口的擴大內需變革，已刻不容緩。

　　為今之計，唯有強力推動土地改革，還權賦能，通過明晰權屬、完善組織保障中國農民的核心權益。在務農人口日漸減少的同時，推動土地流轉集中，加快培育職業農民，方能化解農村凋敝、城市失調的負重難局。

　　值此中央政府換屆之際，向東還是向西，一道選擇題已經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