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國內外經濟發展趨勢，中央果斷提出，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擴大內需是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我國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必然要求，也是“十二五”時期充分發掘國內需求潛力，實現轉方式調結構的重大舉措。牢牢把握這一戰略基點，關鍵是使擴大內需與優化經濟結構緊密結合起來，著力促進消費需求結構與投資需求結構相適應，真正構築經濟增長的長效機制。

一、以結構優化為動力擴大消費需求

我國仍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國內需求潛力巨大。現階段，我國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增長，仍具有很大空間。將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重點放在擴大消費需求上，這是我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根本立足點。近年來，著眼于擴大消費需求，我國出臺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但效果並不明顯。2011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年增長17.1%，增速較2010年下降1.3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速為11.6%，與上年相比實際下降3.2個百分點，今年一季度增幅只有14.8%。這表明，擴大消費需求的關鍵不在於簡單地直接刺激消費，更要注重深層次經濟結構的優化。

在優化居民收入結構中擴大消費需求。只有居民收入穩定快速地增長，消費才能持續穩定擴大。我國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工薪收入，提高工薪收入就成為擴大消費的首選，因此，努力實現工薪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應當成為我們的政策目標。但就我國實際情況而言，大幅提高工薪水平對企業意味著人工成本的過快上升，而成本過快上漲對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就構成壓力，近幾年頻繁出現的就業難與招工難並存的現象就是集中表現。就業困難或不穩定，會導致居民對工薪收入增長的未來預期不樂觀，從而抑制居民消費。中國人民銀行2011年4個季度的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居民未來收入信心指數從1季度的55.4%下降為4季度的55.3%。近兩年工資的大幅提高並沒有改善居民對未來收入的信心。

這就需要構建居民收入穩定快速增長的長效機制，即在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産率同步提高的同時，擴張居民的財産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營業性收入等其他收入來源。目前，增加財産性收入雖然在我國具有較大發展空間，但從實際情況看，我國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居民財産有限，且高低收入居民之間存在較大財産差距，在此條件下，擴張財産性收入可能會導致更大的收入差距，不利於消費的擴大。增加政府對中低收入階層的轉移性支出，儘管對中低收入階層提高收入、擴大消費至關重要，但其大幅增長要受制于政府財力的增長。因此，當前優化居民收入結構的重點應當是擴張居民的經營性收入，即居民自我投資、自我經營獲得的收入。這就向我們提出了相應要求：一是採取信貸、稅收、補貼等政策，鼓勵、扶持、引導發展小微企業，形成全民創業的良好環境；二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放寬市場準入，為小微企業的發展拓展生存空間；三是以分工協作為基礎，以園區建設為載體，形成大、中、小、微企業共同發展的産業集群和産業集聚。

在優化消費主體結構中擴大消費需求。影響消費需求的兩大關鍵因素，一是居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居民的消費傾向。高收入人群雖然收入水平高，但消費傾向低，而且消費的産品主要是國外名牌、奢侈品，甚至到海外消費。低收入人群消費傾向高，但較低的收入水平，制約了其對消費的貢獻。中等收入者既擁有足以支撐較高購買力的穩定收入和穩定工作，同時又擁有較高的消費傾向，從而成為世界各國擴大消費或支撐消費的中堅力量。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就要求我們大力培育中等收入者，著力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構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具體做法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推進産業結構升級，大力發展新興戰略産業和現代服務業，創造大批形成中等收入者的就業崗位；二是積極推進城鎮化，實現農民向市民的轉變，讓他們能夠在城鎮獲得穩定的工作和體面的收入；三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降低中等收入者的稅負水平，為中等收入者的擴大提供財稅支持；四是加大政府對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供給的均等化，為中低收入人群向中等收入者的轉變提供人力資本的支撐。

在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中擴大消費需求。提高居民的社會安全感對擴大消費具有積極的影響，而居民社會安全感主要取決於包括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在內的社會安全網的構建水平。中國人民銀行2011年4季度的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2011年居民在安排支出時，更多用於儲蓄和投資的比重分別為85.8%、83%、82.8%和82.4%，而更多用於消費的僅有14.2% 、17% 、17.2% 和17.6%。這表明，我國增加的居民收入並沒有直接轉化為消費。收入向消費轉化機制不暢，使得通過增加收入擴大消費的努力大打折扣，根本原因是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偏低，使居民缺乏社會安全感，形成預防性的強制儲蓄。提高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要從三個方面做起：一是正本清源，明確政府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公共服務職能，解決在市場化改革中政府公共職能的缺位問題；二是充分認識醫療、教育、社會保障投資具有很強的外部效益和長期效益，將其作為國家投資重點，不僅有助於通過投資拉動當前的經濟增長，而且會為消費的持續增長奠定穩定基礎，從而對經濟增長起到多重積極作用；三是加大政府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不僅可以通過提供社會安全感釋放消費需求，而且還可以通過直接替代這部分居民消費，促進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在我國居民的消費結構中，教育和醫療排在食品之後居於第二、第三位，而住行等方面的消費升級顯然被嚴重抑制了。

二、以結構優化為取向擴大投資需求

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雖然應以擴大消費為重點，不斷提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但消費作用的提升不能以犧牲投資為代價，而是要保持投資的合理增長。投資是拉動我國經濟的重要力量，只有通過消費、投資和出口的協調拉動，才能保證我國經濟以較強的動力持續較快發展。從現實來看，由於我國還遠沒有實現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國際化，目前正處在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的重要歷史時期，在較長時期內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投資的合理增長仍具有相當大的空間。因此，通過擴大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也是擴大內需戰略的一項重要任務。當然，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發展新階段，擴大投資需求必須服從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目的。也就是説，只要是能夠促進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投資，就是科學發展所需要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説，我國在這方面的投資不是多了，而是還遠遠不夠。因此，目前擴大投資需求，就要以結構優化為取向和約束。這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在優化産業結構中擴大投資需求。推進我國産業結構升級，就是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不斷提升其在GDP中所佔的比重，同時對傳統産業進行升級改造，不斷提升其技術水平和産業競爭力。這就需要：一是優化投資的行業結構。集中足夠的財力和物力對戰略性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業進行大規模投資，使其儘快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産業。特別是在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的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在國際上搶佔産業制高點就成為我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的重要任務。二是優化投資的主體結構。戰略性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扶持和引導，國有經濟理應在産業結構優化升級中發揮先導作用。發展中國家利用後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就是遵循發達國家産業結構的演進規律，借助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將資源向未來可能形成主導産業的領域集中，加快産業結構的升級。當然，戰略性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也離不開民間資本的大規模投入，既包括國內民營資本的進入，也包括外資的大規模進入。這就需要深化改革，放寬市場準入，通過平等的市場競爭，為産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強大的全方位的投資動力。三是優化投資的規模結構。我國産業結構優化升級面臨著發達國家遏制的不利國際環境，面對跨國公司的全球競爭戰略，我國對産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點産業和重點企業的投資就必須上規模、上水平，快速在高端産業和産業高端形成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和規模化的産業集群。

在優化城鄉結構中擴大投資需求。在我國這樣一個擁有7億多農民的國家，推進全球最大規模的城鎮化，無疑是一項十分艱巨而又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在城鎮化，城鎮化既可增加投資，又能拉動消費，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目前我國正處在城鎮化的加速期，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蘊藏著巨大的需求潛力，將是保證我國未來20年到30年快速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這就需要：一是加大投資力度，不斷擴張産業規模。農民向市民轉換的前提是農民在城市能夠獲得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因而推動産業規模擴張不斷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就成為加快城鎮化的重要保障。二是加大城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農民向市民的轉換，城市規模的擴張，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産建設提出了巨大的剛性需求。同時，大批農民進入城市，也為推進農村的城鎮化建設創造了條件。

在優化區域結構中擴大投資需求。縮小區域差距，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支持東部地區率先推進産業轉型升級實現現代化的同時，要發揮區域政策的調節作用加快實現中西部地區的跨越式發展，從而形成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一是聚合各方資源，加大投資力度，進一步落實我國先後推出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儘快形成各具特色的新的區域經濟增長極。二是通過出臺實施促進中西部地區發展的一系列優惠政策，促進這些地區和區域快速跨越發展。三是加大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區域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為中西部承接東部的産業轉移以及區域間的經濟合作創造條件。

三、以結構優化為基礎實現消費與投資的相互協調

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既要合理擴大投資，更要著力擴大消費，形成投資和消費的良性互動。實現兩者協調互動的關鍵就在於進一步優化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因為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結構狀況，直接決定了居民的收入份額和企業的收入份額，進而從根本上決定著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的擴大以及二者的相互關係。當前，優化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優化要以提高居民收入份額為取向。生産決定分配，因而分配必然服從於特定的生産方式和發展方式。在以投資拉動為主的發展方式下，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向作為投資主體的企業和政府傾斜，這就是近些年來我國居民收入份額持續下降的根本原因。隨著我國經濟增長動力從投資拉動為主向消費拉動為主的轉變，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必須向作為主要消費主體的居民傾斜。從日本、韓國的發展經驗來看，它們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經濟的轉型期，都表現出了居民收入份額不斷提高的演進特徵。日本在1971—1988年間，居民收入所佔份額出現了快速上升的態勢；韓國在1982—1991年間，居民收入份額大幅上升了7.1個百分點。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優化的關鍵是處理好居民收入份額提高與企業收入份額下降的平衡關係。一般來説，在政府收入份額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居民收入份額必然會帶來企業收入份額的下降，進而影響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制約企業投資的擴大，無法形成投資和消費的良性互動。如何在提高居民收入份額進而提升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作用的同時保持投資的持續擴大，是急需解決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從現實出發，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一是企業收入份額下降，並不意味著企業投資隨之下降。投資作為中間需求，持續擴大要取決於作為最終需求的消費需求的持續擴大。在我國目前多個領域産能出現過剩的情況下，投資擴張已走到盡頭，擴張消費需求就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因此，通過提高居民收入份額促進消費的增長，不僅會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而且還會為企業投資擴大創造新的市場和需求。這時即使企業收入份額下降，由於市場存在投資價值，投資仍然會擴大，從而實現消費和投資的共同擴大。二是提高居民收入份額的幅度要與企業承受收入份額下降的能力相適應。居民收入份額提高過快，就可能影響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影響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如韓國在1962—1990年長達20多年的現代化進程中，居民收入佔比雖然有較大幅度的提高，但始終沒有超過企業收入佔比，1990年之後這一情況有所變化，居民收入佔比開始超過企業收入佔比，但始終沒有超過5個百分點以上。三是在提高居民收入份額的情況下，政府可以通過對企業減免稅的方式，降低政府收入份額，保證企業收入份額不下降，甚至還有所提高，從而保證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的共同擴大。在提高居民收入份額成為基本趨勢的情況下，需要積極扶持和引導企業從技術、品牌、管理的提升中要效益、要發展。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優化是一個長期的演進過程。我國在優化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的進程中應注意以下問題：一是居民收入份額的提高應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而逐步提高，這是一個較長期的演進過程。以日本和韓國為例，在1955—2005年的50年間，日本居民收入份額從50%左右提高到60%以上；在1971—2009年的38年間，韓國居民收入份額從33.6%左右提高到46.2%。因此，在我國企業仍處在國際産業鏈低端、企業經營成本高企的情況下，對居民收入份額的提高不能操之過急，否則就會損害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不利於消費和投資的長期穩定擴大。從這個意義上説，我國經濟增長從投資拉動為主向消費拉動為主的轉變也將是一個較長期的轉換過程。二是居民收入份額總體而言趨於不斷提高，但在這個總趨勢中，居民收入份額會因某些因素的影響而出現上下波動。這就是説，提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是我國擴大內需戰略的總體趨勢，但這並不排除在某些年份由於特殊原因強調擴大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例如為應對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衝擊，近年來我國加大投資力度，實現了保增長和保穩定的發展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