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近兩年來我國經濟增長呈現放緩態勢。正確認識經濟形勢的新變化，需要將其放在工業化歷史進程的大背景下進行分析，認清增長階段可能出現的新特徵，前瞻性地把握機遇、應對挑戰，持續不斷地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向前進。

一、增長階段的新特徵符合經濟發展規律

工業革命特別是二戰以來的一個重要歷史現象是，一些後起國家通過引進和學習先行國家的技術、管理和發展經驗，依託自身勞動力等要素的低成本優勢，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從而縮短與先行國家的距離。但從發展實績看，能夠成功完成這一過程的國家並不多。世界銀行增長和發展委員會的研究表明，二戰以後先後進入工業化進程的經濟體為數不少，但能夠實現持續高速增長的只有13個，而且大多數是較小的經濟體。有些國家在工業化初期曾經歷了一個時期的快速增長，但由於體制缺陷、戰略失誤和其他因素，在人均收入達到4000至6000國際元（購買力評價指標）時，出現增速下降、增長徘徊乃至倒退，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如部分拉美、東亞國家和前蘇聯東歐國家。而那些為數不多跨過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行列的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如東亞的日本、韓國、我國的台灣，歐洲的德國等，在人均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左右的時候，也無一例外地相繼出現了增長速度的明顯回落，幅度在30%左右。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者不同，這些經濟體是在高速增長潛力開始釋放後才降速的。導致增長速度回落有多種因素，從需求看，主要是工業化、城市化大規模建設時期基本度過，重要工業産品的需求峰值相繼出現；從供給看，包括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産業的轉移大部分完成，人口紅利減少，與技術前沿的差距縮短，要素成本明顯上升等。

我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時間裏，保持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長，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貨物出口總額處於世界首位。這樣的發展成就，在人類發展史上堪稱奇跡。根據研究，2011年我國人均收入已達到9000國際元左右，在今後不長時間內，將可能進入到潛在增長率明顯回落的時間窗口。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我國的經濟增長軌跡與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頗為接近，無論是長期以來的持續高速增長態勢還是增速在未來回落，都是符合發展規律的。

在近期的增長放緩過程中，有一些新現象值得關注。例如，我國經濟的高增長主要靠高投資帶動，過去一些年度基礎設施和房地産投資佔到全部投資的一半以上，目前基礎設施和房地産投資增長已相繼減速；包括廣東、浙江、江蘇、山東、上海、北京等省市在內的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近年來經濟增長和投資增長的速度已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而這些地區的經濟總量接近全國經濟總量的一半。這種變化存在著合理性，因為這些地區人均收入水平事實上已率先達到了上面提到的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時間窗口；近年來地方融資平臺和房地産領域投資風險的加大，一定程度上所反映的正是這些領域投資回報率和增長潛力的下降；在這一輪增長回調中，就業壓力尚不突出，就在一定程度上説明了我國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同時也表明對增速下降的承受能力有所提高。

正確認識經濟增長階段的這些新變化，是我們用好戰略機遇期，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前提。

首先，發展階段的新變化符合經濟增長的內在規律。從供給角度看，勞動力供求關係的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工資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壓力加大，與技術前沿距離縮短等，都會使潛在增長率下降。更重要的是需求的變化，比如，過去一些年度作為投資重點的高速公路、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繼續高速增長的空間已不大，鋼鐵、水泥等重要工業産品的産出長期峰值期已經或接近到來。這都會使工業化階段的快速擴張空間相對收縮。總的説來，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可歸結為已經或接近達到的四個“峰值”，即工業化、城市化建設規模的峰值，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峰值，生態環境承受能力的峰值，現有外部資源和市場利用的峰值。

其次，隨著我國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儘管每年新增量依然可觀，但基數效應也會使增長速度有所降低。舉例來説，2000年我國GDP總量約10萬億，較上年增長8.4%，按當年價格計算的新增量約為1萬億；但到2012年，如果較上年增長8%，總量將超過50萬億，新增量要到4萬億以上。經濟規模越大，對增速的反向作用越強，維持原有增速的難度亦增大。

第三，經過一個時期的調整，即使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調到相對較低的水平，比如7%左右，從國際範圍看，仍屬相當高的增長速度。如能保持這樣的速度，到2020年，我們將會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預期目標，同時人均收入有望接近或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

因此，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我國潛在增長率的適度下降、增長階段出現新變化，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既有別於過去30多年間曾出現的週期性調整，更不是有些人説的“增長衰退”。在一定意義上，這恰恰證明了中國成功地抓住了工業化進程中高速增長的戰略機遇，較好利用了這一時期的巨大增長潛力。如果能夠較快地適應增長階段的新變化，我們將會實現平穩適度、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增長。

二、我國經濟發展仍處於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

增長階段的新變化，除了增長速度適度放緩，更重要的是經濟結構和增長動力的重大調整。按現價美元計算，2011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約5400美元，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同時這也意味著我們還有相當大的增長潛力，經濟發展仍處於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

一是通過改革突破而“深挖潛”。由於體制機制缺陷，我國仍有一些高增長階段的潛力未能得到充分發掘。例如，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尚有一定的投資潛力，但部分投資主體和融資平臺已負債率較高且效率低下，需要通過深化相關改革，使這些領域的增長潛力得到有效釋放。

二是城市化的“後半場”。我國城市化率剛超過一半，消費需求增長的最大潛力將來自城市化的持續推進。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和非農産業，已進城農民在身份、居住、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小城鎮人口向大中城市轉移，以及城市中等收入階層消費結構的升級，都將持續擴展消費空間，帶來前所未有的消費浪潮。

三是産業結構“高級化”。增長速度的放緩，重要工業産品産出峰值期的陸續到來，産業過剩問題的凸顯，都將促使我國進入一個大規模的産業兼併重組期。勞動力成本上升、技術進步壓力和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將推動傳統産業的改造和設備投資的加速。服務業的發展將擴展新的增長和就業空間，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生産性服務業的發展，既可以為製造業升級提供支撐，也將成為産業升級的新引導力量。

四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力”。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期的一個重要特點，既有政策傾斜的影響，也符合大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近年來在東部沿海地區增長降速的同時，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和經濟增長仍保持了較高速度。這種帶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內在力量，在縮小區域間發展差距的同時，也將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提供廣闊空間。

五是創新和綠色發展的“驅動器”。我國勞動力等要素的低成本優勢不可能瞬間消失，能利用的還是要儘量利用，但這種優勢的減弱是大勢所趨。作為替代，創新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但與以往不同的是，我們有可能在一些重要領域與先行者並駕齊驅甚至局部領先。綠色發展作為創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除了減少環境生態損害、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外，更重要的是可成為經濟增長新的動力來源。

六是一批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快速發展期而形成的“新市場”。據世界銀行預測，到2030年，全球經濟增長的2/3將來自新興經濟體。我國品質較好而成本較低的工業産品，全球首屈一指的基本建設能力，有效組合內外資源快速推進工業化的機制和經驗，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有很大需求潛力。近年來我國對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已超過對發達經濟體的出口，這一轉變僅僅是開始。

總之，增長階段的新變化，不僅表明經濟發展的潛力依然可觀，也將呈現與以往顯著不同的特徵。在繼續保持適量要素投入的同時，要更多地依靠要素生産率的提高；在繼續保持仍然部分存在的低成本要素組合優勢的同時，要更多依靠創新驅動、産業升級，並以此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在繼續積極增加就業機會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勞動者的參與和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注重人力資本建設；在繼續關注經濟總量增長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將較大的産出份額用於改善民生和社會發展；在繼續關注短期經濟增長穩定性的同時，要更加注重中長期經濟發展的內在平衡性與可持續性。

三、穩中求進，在轉方式上取得實質性進展

抓住用好戰略機遇期的關鍵在於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經濟增長階段的新變化，對發展方式轉變提出了緊迫而具體的要求，我們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方式、調結構為主線，穩中求進，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轉方式首先要穩增長。增長階段的新變化表明，經濟運行格局將比以往更為複雜。穩增長不僅在當前非常必要，而且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都將是宏觀政策的重要目標。從目前情況看，穩增長要注意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尚不理解也不適應增長階段的新變化。面對增長速度的放緩，一些地區已經逐步適應，但也有一些地區還不太適應，突出表現在忽視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的事實，想方設法要把速度推到以往的高增長軌道。這樣做不僅難度大，也很難持續，且易引發資産泡沫和過度投資等風險，付出過高代價。另一種則是對短期內增長速度大幅下滑或劇烈波動重視不夠、應對不力。由於增長速度的趨緩，打亂了原有的預期，新的穩定預期又未形成，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增大，容易引發經濟短期內大幅下滑或劇烈波動，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韓國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就出現過類似情況。我國速度效益型的增長模式尚未改變，如果短期內增長速度下滑幅度過大，企業經營、財政收入和銀行資産質量都會遇到巨大壓力，有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調結構無從談起，發展環境也將受到嚴重傷害。在當前下行壓力較大、困難增多的情況下，要認真貫徹中央“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防止強制上行和過快下行兩種風險，使經濟處在一個適度增長的區間，併為下一步轉方式爭取有利條件。

轉方式的關鍵是加快重要領域的改革。一是放寬準入，理順關係，深入推進基礎産業領域的改革。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增長速度下滑後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二元經濟結構”，即出口導向的競爭性産業與封閉低效的基礎産業部門並存。目前我國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類似問題。我們要下決心推動鐵路、石油天然氣、電力等基礎産業領域的改革，除了進一步理順價格關係外，更重要的是切實放寬準入，引入包括民間資本在內的多元投資者。吸引民間投資不能只停留在一般口號上，要有系統而實質性的改革舉措，真正實行政企分開，拿出對投資者有吸引力的項目，形成民間資本主體可預期、能決策的企業治理結構，否則吸引民間投資的政策仍難以落到實處。二是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促進城鄉生産要素的雙向流動和優化配置。積極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建立城鄉銜接或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福利保障和就業等制度，使“農民工融入企業，子女融入學校，家庭融入社區，群體融入城市”，全面釋放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需求潛力。鼓勵地方從各自實際出發，探索多種形式的促進城鄉生産要素雙向流動和優化配置的有效途徑，持續增加農村人口的勞動和資産收入，使之成為內需增長的重要來源。三是推動産業重組和升級，改變速度效益型的企業盈利模式。發展方式得以轉變的一個顯著標誌，就是降低企業盈利對增長速度的依賴，在較低的速度水平上，大多數企業要能夠有穩健的盈利能力。為此，應加大兼併重組力度，其方向是讓有競爭力的大企業規模更大，而中小企業則更專。堅持實體經濟優先、製造業導向的原則，推動企業向創新驅動轉型。繼續為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的發展創造寬鬆環境，在財稅、金融、技術轉移、市場準入、就業創業等政策上給予切實有效的支持，這一點對服務業加快發展尤為重要。四是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既要重視改善民生，更要促進機會均等。現階段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首先要解決好各種生産要素按照現代市場經濟原則公平獲取各自收入的問題，尤其是要實質性地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從而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應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和監管制度，適當提高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並將其主要用於改善社會保障。降低對勞動和用工的課稅，增加對資本利得的徵稅。保障勞動者工資合理增長，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穩步擴大。在強調改善民生的同時，要從減貧、基本公共服務、人力資本建設、就業創業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實質性地促進橫向和縱向的社會流動，提高全社會的機會均等水平。

轉方式要堅持解放思想，開放包容，力爭走出一條順應國際潮流、切合中國實際的創新發展之路。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發展之所以成就斐然，既得益於開放條件下引進利用外部技術、知識、信息及其他要素，更重要的是立足中國實際，積極探索，把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與自身優勢資源有機融合，形成了中國特色快速發展的機制和經驗。今後，在我國多方面的發展潛能中，最值得發掘的是社會各階層的創新潛能。抓住用好戰略機遇期，關鍵是要把創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其中包括技術創新，同樣重要的是體制機制創新、戰略和政策創新。一方面要加強必要的頂層設計和戰略指引，另一方面要鼓勵地方、基層、企業和個人的創新。允許試，錯了就改，改了還可以再試。應及時發現、總結成功的做法和經驗，並將其提煉上升為較高層面以至國家層面的經濟政策，以指導更大範圍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