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加強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導黨員、幹部自覺劃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這對於提高全黨的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引導幹部群眾自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方向，澄清民主政治建設問題上的錯誤觀點，抵制敵對勢力西化和分化的圖謀，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一、走自己的路，還是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模式？

民主作為人類社會一種文明的政治制度，百餘年來一直是中國人民孜孜追求的理想目標。但對於如何實現民主、實現什麼樣的民主，始終存在著兩種根本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一種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另一種是走全盤西化道路，把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照搬到中國。中國共産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創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中國第一次實現了真正的人民民主，並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創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和一系列具體政治制度，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形成了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根本不同的政治模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相比具有巨大的優越性，歸結起來主要有兩條：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是人類歷史上先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民主，它把過去只有少數剝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變為大多數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廣大人民群眾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擁有廣泛而真實的民主權利；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是中國人民創造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世界上並不存在惟一的、普遍適用的和絕對的民主模式，關鍵是要看它是否符合本國人民群眾的要求，是否符合本國的實際情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是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長期奮鬥和艱苦探索得來的，既遵循民主發展的一般規律，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已經被實踐證明是完全符合中國實際和中國人民願望的政治制度。它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有利於國家政治穩定，能夠調動起廣大人民建設美好幸福生活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堅強政治保證。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都在關注中國取得巨大成功的奧秘，研究中國發展模式的內在優勢，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有什麼不同、有什麼優勢。

二、真正的人民民主，還是實質上的金元民主？

民主是伴隨著階級和國家而産生的，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普遍實行的是專制政體，即使是極少數實行民主政體的國家，也只有奴隸主階級和封建主階級才享有民主權利。資本主義社會打破了封建等級制和特權思想，根據所謂“天賦人權”理論，在法律上承認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民主權利，這無疑是歷史的重大進步。然而，資産階級法權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這就是它以同一的尺度去衡量實際情況各不相同的人，於是就産生了形式上平等而實際上不平等的結果。從形式上看，所有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可以參加國家事務管理，但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是以生産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存在著嚴重的階級對立和貧富兩極分化，這就使每個人實際享有的民主權利出現了天壤之別。馬克思在談到人的發展歷史時，稱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獨立性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從表面上看，每個人都是獨立、自由、平等的，但由於人與物的關係在這裡是顛倒的，人是完全依賴於物的，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金錢才是決定一切的，金錢能夠左右政治，左右人們的民主權利。各個資産階級壟斷集團為了掌控國家政權，利用金錢收買選票，操縱媒體，推介自己的候選人。整個競選活動實際上是資本集團的財力比拼，是資本操縱下的政治遊戲。選舉中當選的議員和政府官員大都是資本家或他們的代理人，實行的也主要是支持他們的壟斷集團的政策，而普通民眾根本無力與之競爭，很難在競選中取勝，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金元民主，最後決定選舉勝負的是金錢。正因為這樣，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通民眾，尤其是下層的群眾對金錢操縱的政治遊戲逐步失去興趣，參加議會和總統選舉的人數越來越少，美國總統大選的選民投票率當前只有50%左右。這再清楚不過地表明，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只不過是一些壟斷集團的民主，是他們之間政治上的爭權奪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則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根本不同。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政權，進行了生産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從而根除了引起人們在民主權利方面不平等的階級根源，把只有少數富人才能真正享受的資産階級民主，變為廣大人民群眾都可以真正享受的社會主義民主。應當承認，在我國，人們的富裕程度和其他許多情況是存在差別的，但這並沒有成為人們獨立、自由、平等地行使民主權利的障礙，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堅持以人為本的，也就是説是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為本的。人和物的關係在我們這裡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根本不同的。我們的物質生産和精神生産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而決不是像資本主義私有制國家那樣以物來支配人，任何人都不允許用金錢來左右政治，干涉別人獨立、自由、平等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人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産狀況和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可以享受到公民的各種民主權利，廣大人民享受的民主權利是真實可靠的，是形式與本質相符的，是真正的人民民主。

三、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還是三權分立兩院制？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權力是由不同的國家機構分別行使的，其中議會行使立法權，總統和政府行使行政權，法院行使司法權，形成了三權分立的多元權力結構。這三個機構地位是平等的，彼此間沒有從屬關係；權力是平行運行的，彼此間相互制約、相互監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一般分為上議院、下議院或參議院、眾議院，同樣也是彼此地位平等而且相互制約，按多元方式行使立法權，被稱為兩院制。三權分立和兩院制對反對封建專制主義、防止權力高度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體現的權力制衡與監督原則，是對人類民主政治發展的積極貢獻。但是這種政治制度也存在著明顯的內在缺陷，那就是權力多元行使所引起的各權力機關之間的互相扯皮、互相掣肘和政治權力運行效率不高、成本昂貴。這種缺陷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三權分立體制下是無法克服的。

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國家權力由人民選舉産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人民代表大會直接行使立法權、監督權、重要人事任免權、重大事項決策權，國務院行使的行政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行使的司法權都是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它們都要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定期向它報告工作並接受它的監督。國家的這種一元化權力結構是由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它體現了國家一切權力來自人民、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原則，有利於保證和實現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在權力運行方面，我們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根本不同，人民代表大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集體行使權力的，重大問題都是由人大代表或常委會委員在集體討論的基礎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定，既充分發揚了民主，又避免了西方國家三權分立的互相牽制、互相扯皮，以及行政權膨脹和議會變成“清談館”之類的弊端，把民主與集中有機地結合起來了，把民主和效率成功地統一起來了。

四、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還是多黨輪流執政？

在資本主義社會，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各個政黨在選舉中進行激烈競爭，由取得選舉勝利的政黨或政黨聯盟上臺執政，而在競選中遭到失敗的政黨則成為反對黨，對執政黨進行制衡和監督，這樣就形成了兩個或多個政黨通過競選輪流上臺執政的局面。兩黨或多黨競爭可以對資産階級政黨産生巨大的壓力和動力，有利於維護資産階級的政治統治。然而多黨競爭、輪流執政又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問題。首先，每個政黨所代表的只是某一個或部分資本家集團的利益，無論哪個政黨上臺執政，都必然首先維護支持他們上臺的資本集團的利益，不可能完全公平地對待其他社會力量，而廣大勞動人民只不過是他們競選時利用和拉攏的對象而已。其次，競爭是西方政黨關係的本質和主流，這種相互競爭嚴重影響了政黨之間的團結與合作，進而影響和削弱了全社會整體力量的凝聚和發揮。再次，制衡和監督本來是民主的必要條件，但由於西方國家的制衡與監督是建立在政黨競爭的基礎上，就使這種制衡與監督具有嚴重的政黨偏見，容易失去對事物判斷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往往是“你贊成的我就反對，你反對的我就贊成”，致使制衡與監督變成了相互間的攻訐與掣肘。

我國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制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首先,合作共贏是我國政黨制度的鮮明屬性。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階級對立，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這構成了政黨合作的堅實基礎，使多黨合作成為可能。社會主義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具體利益又存在著差別，需要政黨來反映這種不同的利益和要求，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又使多黨合作成為必要。社會主義社會的政黨關係，不是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對立的或者競爭的關係，而是友好合作的關係，各政黨團結合作，群策群力，和諧相處，共同為實現全國人民的利益而奮鬥。同時又尊重差異、包容多樣，重視各階層人民的不同利益和要求，重視各個政黨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堅持全國人民根本利益與各階層人民具體利益的統一，使各階層人民在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共同奮鬥中互利共贏，使各黨派在多黨合作中長期共存、共同發展。其次，共産黨領導和執政是我國政黨制度的核心內容。多黨合作需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才能長期穩定地向前發展。中國共産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産階級政黨，是眼光最遠大、胸懷最廣闊、政治上最先進的政黨，能夠團結和帶領各民主黨派與無黨派為中國人民的利益共同奮鬥，從而保證我國多黨合作的正確方向和堅強團結。堅持共産黨領導與發揮民主黨派作用是相輔相成、有機結合的。經過長期的實踐和探索，我國已經形成了共産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産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和諧政黨關係格局，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型政黨制度模式。再次，民主監督是我國政黨制度的突出特徵。我們的政黨監督是相互合作的友好政黨間的民主監督，監督的目的不是出於本黨的私利，而是為了共同實現好中國人民的利益，這就使彼此的監督具有真誠的、不帶偏見的、積極建設的性質，從而避免了西方資本主義政黨為了競爭需要而難以克服的相互拆臺、相互攻訐、相互掣肘之類的弊端。

五、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相結合，還是代議制的選舉民主？

在民主的實現形式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採用代議制的間接民主，由選民通過投票選舉産生國家權力機關，再由它們代表選民來行使國家權力。這就使投票選舉在代議制民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有人把這種民主稱為選舉民主或票決民主。但代議制的選舉民主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選民只能通過投票來決定誰代表他們行使國家權力，而不可能自己直接參與國家權力的行使，他們的民主權力實際上就是隔幾年參加一次選舉投票。各利益集團在競選中利用金錢操縱選舉，進一步放大了代議制選舉民主的這種問題和缺陷。西方國家的一些政治學者針對代議制民主的困境和問題，提出過多種構建協商民主的設想，試圖對西方代議制選舉民主進行修補和替代，從而引起了人們對西方選舉民主的質疑和對協商民主的注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形式是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我國的主要民主形式是選舉民主。憲法規定，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按照選舉民主規則運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領導機構是選舉産生的，人民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是投票表決通過的。另外，我國有長期形成的中國特色協商民主，這種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是有機結合的。我國的協商民主主要通過兩條渠道來進行：一是政黨之間的協商。共産黨作為執政黨，經常就國家重大問題直接與參政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協商對話，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這些協商意見被吸收到執政黨提交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建議中，作為人民代表大會決策和立法的基礎。二是政協會議的協商。政協是歷史形成的專門進行政治協商的組織，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人士及社會各界的代表人士，就國家重大問題進行協商討論，這些協商成果作為政協的決議和議案直接提交給人民代表大會，作為人大制定法律和進行決策的重要依據。此外，我國每年一次同時舉行的人大會議與政協會議，政協委員就人大討論的問題充分發表意見，為人大的最後決策提供了直接的參考。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這進一步推進了我國兩種民主形式的結合，使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建立在充分政治協商的基礎上，從程序上實現了我國根本政治制度與基本政治制度的成功對接，不但擴大了公民的政治參與，拓展了民主的社會基礎，而且增強了決策的科學性，提高了決策水平，從根本上克服了單純實行選舉民主所難以避免的缺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形成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比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更高類型的民主，具有自己的制度優勢和鮮明特點。由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誕生的時間還比較短，要達到完善和成熟尚需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必須把堅持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統一起來，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不斷總結人民創造的民主建設經驗，既吸收和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資本主義民主中一切對我們有益和有用的東西，又堅決反對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模式，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劃清界限，積極穩妥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並在實踐中展現其更加強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