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巨大成就贏得了全世界關注。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2009年中國率先走出國際金融危機陰霾；2010年上海世博會以開放的姿態迎接八方來客；同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給予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記憶猶新的事情還有很多，例如“神舟飛天”、“嫦娥探月”……中國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開放的中國、和平的中國、崛起的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普遍停滯與衰退給世界人民留下了鮮明而深刻的印象。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報告預言， 到2020 年中國將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並且在國際政治中也日益發揮關鍵作用。

一、肯定中國式道路：從早期探索到“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

國外學者驚嘆中國的發展，但同時也開始探索是否形成了獨特的中國發展道路。

1.“北京共識”僅僅是一個緣起，力圖理解中國發展獨特路徑的學者展開了爭鳴。2004年5月，《時代》週刊前編輯、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 清華大學教授喬舒亞 庫珀雷默在英國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的研究論文。在雷默看來，“北京共識”的靈魂是不斷創新、大膽實驗、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它已經取代了廣為質疑的“華盛頓共識”。隨即，在國內外掀起了一股分析中國發展模式的熱潮。英國雜誌 《每月評論》在 2004 年7-8月號刊發了《中國的社會主義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表明，在現存的資本主義世界體制內，中國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行性的發展路向。主流的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是一種發展模式，中國將成為後發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模範。《國際社會主義》雜誌 2004年夏季號在題為《中國的世紀？》的文章中援引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庫“新美國世紀工程”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對美國及其西方盟國所支持的現存的國際體制提出了挑戰，並對 “中國世紀” 能否到來以及帶來後將産生怎樣的影響進行了分析。美國2004年新出版的《轉型時期的中國:全球化、轉軌和發展》一書對中國究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市場社會主義還是官僚市場混合型的經濟進行了探討。

2.一些敏銳的西方學者早在雷默之前已經開始思索、研究中國發展的獨特道路。1980年，日本季刊《現代經濟》刊登了日本一橋大學石川滋、東京大學宇澤弘文、內田忠夫等人對中國經濟的看法，文中使用了“中國模式”的概念，用以指稱20世紀70年代的“毛澤東戰略”。1988年年底，法國《發展論壇報》發表《中國給外國投資者更多的保證》的文章，認為自鄧小平宣佈實行對外開放和經濟現代化以來，“改革使中國模式逐漸變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存的中間模式”。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尤其是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在國際範圍內展開了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1997年，當時南斯拉伕總統米洛舍維奇在訪問中國後，明確表示希望按“中國模式”進行經濟改革。

雷默發表“北京共識”前後，2003年11月，美國《新聞週刊》 發表曾擔任克林頓第一任期內的美國商務部副部長、耶魯大學傑弗裏加滕教授 的文章《中國的經驗》，作者建議學習“中國模式”。2004年4月2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文章指出，經過20多年的改革，中國迅速崛起，這種發展經驗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説，至少提供了一個有別於西方的發展模式。其實，冷戰結束並沒有結束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的冷戰思維，它們先後拋出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預測，但總是以失敗告終。中國逐漸發展壯大，並且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顯示出一個大國負責任的姿態，這給西方國家以極大的震撼。雷默教授發表“北京共識”的文章，以及之後學者們的爭鳴，反映了西方學者對中國發展狀態的新回顧與肯定性展望。

二、理解中國式探索：“中國道路”理解的諸多獨特性

雷默之後，對中國發展模式的討論越來越深入。關於中國道路是否形成了模式未有定論，但是理解中國探索發展的特殊性趨於深化。

1.英美學者力圖從現代化發展的多途徑上理解中國道路的“獨特性”。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馬丁雅克2010年1月出版的《當中國統治世界》認為，西方的現代化只是現代化道路中的一條，中國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 而是一個建立在獨特的文明基礎上的文明體。馬丁雅克指出，現代性模式絕非只有一種，事實上有很多種。他還認為，我們得出的現代性概念，不能僅僅建立在北美和歐洲的經驗基礎上。隨著新型現代性的出現，我們對現代性的理解也應該發生相應的變化和擴展。 這樣就把中國發展的獨特性放到了現代性發展的多譜繫上，從而證明中國模式也是一種現代化的發展模式，與北美和歐洲模式並存，具有自身的獨特性。中國的發展之路包括政治的發展，建立在自身的歷史和文化基礎之上，與西方經歷的道路“完全不一樣”。 他甚至認為，隨著西方的衰落，未來的世界將由中國重新塑造，中國將成為世界霸主。

美國丹佛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趙穗生則從對比角度分析中國道路的特色，他指出：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使用“中國模式”一詞而不用“北京共識”來描述中國的發展道路，即在不根本性地改變共産黨領導的情況下達到高度的經濟增長，用以對比“華盛頓共識”或是要求自由市場體系與自由民主並行的西方現代化模式。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彼得諾蘭則認為中國開創了世界發展的“第三條道路”。他在《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一文中認為：如果“第三條道路”是指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一種創造性的、共生的相互關係，那麼中國 2000 年以來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條道路”，並且中國探索出來的這條道路，可以作為對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衝動的一種替代選擇，將促進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

2.從中國發展路徑本身的獨創性並形成了一些獨特經驗，來分析“中國模式”。其中以美國的未來學家奈斯比特為代表。2009 年 9 月，美國人奈斯比特出版《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一書，試圖揭示中國發展的八個原因：解放思想；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摸著石頭過河；藝術與文學的萌動；融入世界；自由與公平；從奧運會金牌到諾貝爾獎。作者指出，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種縱向民主，即從上到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中國正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它的新型經濟模式已經把中國提升到了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

另外，蘇東劇變和冷戰結束後，日裔美國學者福山曾經斷定共産主義已經失敗，人類歷史將在法國大革命宣稱的“自由主義”旗幟下結束。然而其新著《出乎預料》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主義的崛起，“歷史終結論”並不完善，西方自由民主並不是人類進化的終點。這實際上也認可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並給世界未來以新氣象。

不少學者認可中國存在獨特發展模式，否認這一模式存在的國外學者，則從中國仍然處在發展轉型過程中、中國道路不能複製模倣、中國發展的根本因素與所謂“華盛頓共識”的相通等等層面進行論證。但是，西方學者都不否認，中國正在開創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有其獨特的內涵與外延。

3.俄羅斯學者從與自己歷史的對比中鼓勵“中國特色道路”繼續深入探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學者，無論是主流、左翼還是新自由主義學者，對中國的發展道路問題研究同樣非常深刻。例如，俄科學院遠東學院副院長、經濟學博士奧斯特洛夫斯基在論文《中國市場轉型模式》中具體描述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分析了中國向市場化轉型的特點。俄科學院遠東學院學者、歷史學博士維諾格拉多夫在《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模式》一書中著重研究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所形成的中國模式的根源是中國民族文化傳承這一特點。俄羅斯著名經濟學者、經濟學博士、俄羅斯高等經濟學校教授雅各布森在他的《中國經驗反新斯大林主義》一文中認為，中國現代化模式遵循的是鄧小平的戰略，它不同於毛澤東主席時代的宏大的前景設計，而採取了類似于俄羅斯斯托雷平改革時期的措施，有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關注于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因此才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功。俄羅斯經濟學副博士、政治哲學專家、國家發展學院校董列米若夫教授在《建立在民族主義基礎上的中國改革》一文中提出，中國是後發趕超模式國家，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有著堅固的意識形態的、社會日常生活的、社會文化心理的基礎，中國的現代化顯然不是共産主義類型的現代化，而是建立在中國民族主義基礎上的現代化；俄羅斯全球化問題學院院長、前祖國黨意識形態委員會主席、吉林大學榮譽教授捷列金在《中國道路對俄羅斯來説就是新斯大林主義》一文中認為，中國模式的成功因素是有效的管理體系、自有的而非外來的民主體制、中國獨特的傳統文化、勞動力的勤勞和廉價、海外僑民的投資、美國市場對中國的開放等綜合發揮了作用。俄羅斯共産黨主席久加諾夫在《前進——俄羅斯社會主義的前途》則提醒俄羅斯政治家，應當研究中國的改革經驗，因為這些改革卓有成效，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設計對於俄發展尤其具有重要意義。

三、讚揚中國式探索：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效果顯著

中國在全球化時代，堅持走自己的路，不斷通過改革開放，逐步推進國家建設事業穩步前進。與是否存在“中國模式”或者是什麼樣的“中國模式”存在很多爭議不同，國外學者對中國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普遍持讚許態度，儘管也有人表示了對發展過程中存在某些問題的擔憂。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中國特色道路在新型工業化發展、市場經濟轉型、國家保持穩定等方面成效顯著。

1.中國明確了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推行適合本國的經濟發展路徑，抓住了戰略機遇期。西方學者認為，在國際製造業向中國轉移以及跨國公司按照價值鏈進行全球水平分工的大背景下，中國找準了自己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加工組裝環節，從而促進了加工製造業的高度發展。但是也因為對國外核心技術和關鍵部件高度依賴，附加價值難以較大幅度提高，中國進一步提出了新型工業化的道路，即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2.實驗與漸進相結合，改革和調整各種促進發展的制度與政策，注重科學發展。許多外國學者讚賞中國改革開放漸進實驗方式：先農村後城市，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後政治，創新地建立幾塊經濟特區、不斷擴大開放區。在經濟制度上，中國不實行全面私有化，也不實行單一公有制。在高效的政府治理下，依靠國家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投資環境，另一方面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維持了社會穩定，為經濟的持久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則調動了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同時輔之以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方式，政府調節和干預的程度也比西方國家要大得多，保持國家在各個領域中的主導、決定地位；中國用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刺激了生産的擴張，但是也帶來了分配不公平和貧富分化的問題。

3.保持基本制度的穩定性與延續性，逐步協調國際國內關係，謀求和諧與和平。國外學者都注意到了中國在基本政治制度上的穩定性與延續性。多年一貫的中國共産黨一黨領導，輔之以非競爭性的多黨合作、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多重性的地方制度三個支撐。特別是經過數十年的發展，適應中國複雜的民族、區域而發展成熟的自身特色的地方制度：典型的單一制地方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等多重性的地方制度相結合，滿足了多方利益或制度訴求，保持了國家統一和團結的局面。另外中國幾代領導人不斷推進政治民主化改革，在基層民主建設方面有了許多進步，引起了國外學者的深入研究。德國圖賓根大學亞洲與東方研究院舒耕德和李安娜2011年在美國《中國政治學刊》第16卷第1期發表文章，使用二維的分析框架，通過調查浙江省慶元縣實施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了中國地方政策的實施對政治體系穩定性和合法性産生的影響。

對於俄羅斯學者來説，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主要領導人過渡平穩以及政策基本保持不變，這對於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無疑是關鍵的核心。中國雖然是一黨執政，不搞多黨制，但是，中國成功廢除了領導職務終身制，同時又實現了從代際交替制度到屆際交替制度的轉型。實現了鄧小平説的既要“有一個核心”，但是又平穩更替，保持了中共領導交替的穩定。

四、期許中國式發展：中國的強大將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國外學者注意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奇跡，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數的。馬丁雅克的具有轟動性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掀起了全球範圍的討論，他認為中國將成為實力最強的國家，其獨特發展模式將取代西方模式。顯然，中國改革的全球效應深深吸引著國外學者的研究視域。學者們認為，中國為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近年來，在世界經濟波動幅度加大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為世界經濟的增長帶來了希望和動力。同時，“中國奇跡”也給世界總體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首先，西方學者看到，中國發展起來，並不對其他國家産生威脅，而是提倡“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平共處、和諧世界”的理念，在穩定周邊、消除南北貧富差距問題上付出了極大努力。工業革命以來的三個世紀中，西方許多強國的興起以向外擴張為常態，與擴張連在一起的是戰爭，世界和平進程多次被這種戰爭所打斷。與這種大國興起的模式不同，當代中國的發展是以本國內在發展為起點和歸宿，所有變革的宗旨都在於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在30多年的時間裏，大幅度地提高了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減少了貧困人口，為世界減除貧困作出了實質性貢獻，為世界和平提供了穩定性和建設性因素。這是中國“改變自己，影響世界”的一個突出證明。

其次，國外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發展，把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內涵和外延引向了深入。莫斯科大學教授AP布堅科認為，中國進行的以建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目標的變革，被視為市場社會主義的成功嘗試之一……中國的理論與實踐是市場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頁，在前蘇聯東歐市場社會主義失敗之後，它代表了市場社會主義發展的主流和方向，有著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蘇珊奧格登 (Susan Ogden)認為，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解決某些關鍵性的發展問題方面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這種成就絕不因中國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而失去其光輝。同大多數不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確做得很出色。

美國學者哈珀在 2010年6月出版的《北京共識：中國威權模式將引導 21世紀》中説，中國在“威權統治”下的崛起，給西方造成了巨大的挑戰和威脅。認為中國特色的道路是“威權統治”下的社會主義制度與建設。

美國學者阿裏夫德里克把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社會稱為“後社會主義”。他反對一般國外學者中較為流行的觀點中把中國視為“走向資本主義”，或貫之以“共産黨領導下的威權資本主義。”德里克認為，當今中國社會在進行根本的改革，對中國改革性質的爭論源於意識形態上的僵化，中國改革所帶來的巨變要求人們必須重新思考什麼是“社會主義”，應該試圖突破傳統的思維框架。為此，他提出了新的認識框架即“後社會主義”，並認為“後社會主義”這一概念幫助人們能夠以新的富有創造性的理念反思社會主義。

最後，一些學者也從另外的角度，期待中國發展給世界輸出更多價值性的財富。在西方學者的語境裏，全球化不僅僅是經濟的國際化，更是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的滲透。在政治、文化、社會複合領域的宏觀層次，全球化以跨越時空維度的勢頭擴張資本主義的許多基本價值——即那些被解讀為“普世價值”的東西。國外學者研究中國發展模式處於界定中國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困難，其實質是，理解中國這一系列“新道路”或“新特色”的制度建設背後，中國主張了哪些最基本的價值觀。有學者認為，從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堅持來看，“平等”、“民主”似乎是題中應有之義，然而從經濟、社會改革來看，“公平”顯然是被暫時犧牲了。對於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中國“入世”後開始提出並逐步完善的“和平共處”、“國際新秩序”、“新安全觀”、“和諧世界”等理念，還需要得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進一步認同，反而，“中國造”和“中國要購買”被賦予了許多非經濟性含義。

（作者單位：譚揚芳,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賈江華,華北電力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