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西方不認可的道路迅速崛起，給世界帶來了相當的震撼。

中國發展成就舉世矚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30多年，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高速增長，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超過西方七國中的6個國家，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如果以脫貧人數為指標，中國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總和，世界上70％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如果以經濟增長幅度為指標，中國的成就超過所有轉型經濟國家的總和，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擴大了約18倍，而轉型經濟國家總體上為1倍左右。如果以趕超發達國家為參照，中國已經形成了人口至少3億（約等於美國的人口）的“發達板塊”，這個板塊在硬體和軟體的許多方面可以和發達國家競爭。

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升。德國國際問題專家説：“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沒有北京的參與，任何全球性問題都是無法解決的。”美國學者認為：“全球化讓世界變小，中國讓西方——其價值觀、原則和標準——變小。”

中國的發展超出唱衰中國的西方預言家的想象。北京政治風波、蘇聯解體、鄧小平逝世、非典肆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金融危機等，都是西方預測中國崩潰的時間節點。然而冷戰後20多年，中國非但沒有亂，反而綜合國力與日俱增，“中國崩潰論”在事實面前崩潰了。曾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福山主動修正自己的看法：“‘中國模式’的有效性證明，西方自由民主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人類思想寶庫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與歷史上其他大國的崛起一樣，中國如此迅速的發展也伴隨著社會利益調整帶來的各種問題和陣痛，但中國發展的實踐證明，中國有能力應對和處理崛起中的各種棘手問題。中國成功的關鍵是已經探索出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它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開闢了廣闊的前景。解讀中國道路需要抓住4個重點，即思想、改革、開放、政黨，具體説，就是中國所確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國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之間的互動關係，中國獨立自主的對外開放戰略，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中國共産黨。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思想就是力量，科學的思想在照亮人們精神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著人們生活的物質世界。從1978年底開始，中國正式把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立為指導各項工作的思想路線，中國因此也擺脫了東西方各種教條主義的束縛，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

“實事求是”的理念使中國人經歷了一個從相信“文革”時的烏托邦到相信理性和實踐精神的轉折。某種意義上，中國提倡的“實事求是”與歐洲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雙方都擺脫了僵化的意識形態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並且都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實事求是”是中國古老文化傳統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産物，它擺脫了西方理性主義包含的惟我獨尊等歷史局限。西方的理性主義在創造了偉大工業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歐洲中心主義、殖民主義等惡果。中國的實踐表明，與西方理性主義指導下的西方崛起不一樣，“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沒有給世界帶來戰爭，而是帶來了持續的和平和大量的發展機遇。

“實事求是”提醒國人不要相信東西方的任何教條，而是要客觀地觀察和研究所有的事物和問題，並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比如，西方這麼多年在世界各地不遺餘力推動所謂“民主化”，看一看其實際效果，人們就不能不質疑：為什麼移植了西方民主的國家和地區，不是崩潰就是解體，不是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進步，而是經濟滑坡、社會分裂、持續動亂、貪腐更甚？為什麼整個非西方世界都找不到一個通過“民主化”而變成現代化強國的例子？為什麼“民主”的西方國家今天一個接一個陷入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乃至政治危機？

“實事求是”要求我們一切從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中國人通過比較各國發展道路發現：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蘇聯集權模式沒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沒有成功，因而決定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一切優秀成果，改革束縛中國發展的一切制度和做法，逐步摸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並非完美無缺，但在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現代化方面，確實取得了其他道路難以比擬的成就。在“實事求是”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推動大膽而又審慎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避免了照搬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義和經濟浪漫主義，為中國今天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動

中國穩健改革模式取得了成功。縱觀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過去的變革，歸納起來大致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體制完全不動，只對經濟體制進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種是“激進改革模式”，如蘇聯和東歐，對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都進行激烈的變革。第三種是“穩健改革模式”，即中國模式，其特點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軸，輔之以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全面改革，形成各項改革之間的良性互動。而政治改革的重點，是為經濟改革和民生改善鋪平道路。這三種模式中，中國模式無疑是最成功的。中國模式並非十全十美，但利遠大於弊：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經濟飛速發展，社會充滿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相比之下，“保守改革模式”的結果是經濟和社會均缺乏活力。“激進改革模式”則代價巨大，甚至是災難性的。蘇聯以政治改革為主軸，用經濟改革來輔助政治改革，後果是國家迅速解體，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壽命一度降到60歲以下。東歐國家的經濟也都經歷了10多年的衰退，現在又陷入金融危機的困境。

中國的迅速崛起離不開政治改革。這些改革的內容包括：徹底終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質利益和精神文化生活；為歷次政治運動擴大化的受害者平反，使他們的知識和才幹得以發揮；廢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進行了村民自治為代表的多種基層民主試驗；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建立了國家公務員制度；改革了社會管理體制，大規模城鄉人口流動增強了社會經濟活力；轉變政府職能，大規模削減了各種行政審批；政府重大決策均進行廣泛民主諮詢，人民政治參與的渠道和形式逐步擴大和豐富；建立了基本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政管理體制等。

中國改革某種意義上是一個不斷解決政企不分、政經不分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互動的過程。有些人認為，中國經濟改革進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滯後，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問題。其實，只要對中國政治略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走出舊的“政治挂帥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只能是一個政治變革的過程，因為舊體制的特點是政企不分、政經不分（如企業是黨政企三權合一，農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確實把許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于經濟改革之中，圍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來推進。例如，廢除人民公社是一場涉及中國大多數人切身利益的政治改革，但它的出發點是調動農民發展生産和改善生活的積極性，這種高度務實的政治改革給人民帶來了巨大利益，同時也為中國農村引入了新的政治制度安排。同樣，在國企改革、銀行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都包含了許多政治改革的內容。這种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動展現了一種政治智慧，它化解了單向度推進政治改革可能帶來的巨大政治風險，防止了西方在許多國家推動的空對空的政治改革，避免了許多國家因激進政改而造成的政治動蕩乃至國家解體。中國的改革使中國模式可以與任何一個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競爭而勝出。下一步的改革當然不是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首先要自信地肯定中國成功的政治制度因素，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集思廣益，不斷改進和完善政治制度，最終真正實現對西方模式的超越。

獨立自主的對外開放戰略

中國從1979年開始實行對外開放，現在已經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大格局。這種“全方位”的開放，意味著既對發達國家開放，也對發展中國家開放。這種“多層次”的開放，意味著中國各地區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通過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沿海開放城市等不同程度的開放形式，形成整個國家的對外開放。這種“寬領域”的開放，意味著中國不僅在經濟領域開放，也在社會、科技、衛生、體育、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推行對外開放。

歷史經驗證明，中國如果閉關自守，就會走向封閉落後；如果對外開放，就可以煥發活力。中國近300年落後於西方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在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中國堅定不移地推行了開放政策。從歷史傳統看，中國自秦漢一直到明代鄭和下西洋都是相當開放的。開放、互動、交流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也向世界傳播了中華文明。另外，與其他文化相比，中國文化具有一種超強的學習傳統。中國人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師”，相信“寸有所長，尺有所短”，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面的對外開放已經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各種要素，促使中國成為世界上進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國家。

中國在對外開放中堅持獨立自主。某種意義上，中國的對外開放是走了一步險棋，畢竟世界上很多國家在開放的過程中完全失去了自我，結果政治和經濟命脈都被西方掌控，甚至成為西方政治和經濟勢力的附庸，而中國堅持獨立自主，有選擇地借鑒別人的經驗，有選擇地適應外部世界，同時也積極推動國際秩序的漸進改革。中國既學習別人之長，也汲取別人的教訓，從而迅速壯大了自己，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在虛心學習別人長處的同時，對外開放也使我們更準確地了解了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制度本身存在的大量問題，使我們獲得了一種更為清醒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覺，使我們認識到中國可以為人類發展和全球治理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善於用自己的眼光來進行判斷和取捨。比方説，在金融改革方面，中國學習了很多西方的經驗，但繼續保持了國家對主要銀行的控股，中國在開放資本市場問題上採取了謹慎的態度，結果是中國成功地進行了國有銀行體制的改革，同時避免了金融海嘯的浩劫。中國把加入世貿組織的進程變成了一個大規模的學習、適應和創新的過程，使中國的經濟和貿易規模很快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相比之下，西方固步自封，以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歷史的終點，結果驕傲使人落後，特別是美國，連續8年國運直線下降，並陷入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歐洲多數國家也面臨體制僵化、嚴重缺乏活力等難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不具備學習和創新能力，只知道跟著西方話語走，結果導致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不斷。

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中國共産黨

中國共産黨是領導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中流砥柱。過去30多年，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現代化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基本沒有出現嚴重的社會對立與動蕩，這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歷史上，西方主要大國崛起的歷程幾乎就是一部社會劇烈動蕩乃至戰爭的歷史。中國共産黨以帶領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為己任，制定並執行了到本世紀中期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國家的宏偉戰略。中國共産黨與西方政黨的最大差別在於西方政黨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團進行相互競爭的政黨，而中國共産黨本質上是代表人民整體利益，追求民族復興的政黨。如果中國共産黨也像西方政黨那樣，不是代表人民的整體利益，而是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話，它將會被人民所拋棄。

中國具有“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的理念和傳統。中國執政黨的歷史傳承從來都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競選政治，而更多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這種傳承源於中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國家統一的特點，源於中國長期歷史演變過程中所形成的“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的理念和傳統。這種歷史傳承體現了中華民族治理一個超大型國家的政治智慧，這種理念和傳統使得中國可以在自己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內明顯領先於同時期的西方國家，並構成了中國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政治資源。法國漢學家西裏爾加瓦裏曾這樣説過：“中國兩千多年來，被單一政黨領導”，以前中國的領導層是通過選拔産生的“文人儒臣”，現在是通過選拔産生中共領導層。中國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經把“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這個模式還在完善之中，但已可以和僅依賴選舉的西方政治模式競爭。在過去30多年中，中國在整個體制內推行了以政績合法性為基礎的“選賢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夠致力於民族長遠利益並領導民族復興的政治精英團隊。從總體上看，中國把扶貧、發展、環保等指標列為官員晉陞的關鍵標準，這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華民族復興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

基於“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傳統之上的中國共産黨，展現了西方政治體制難以企及的政策長期穩定性。中國一個接一個五年發展規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體現了西方模式難以比擬的民主決策質量。中國歷史中形成的中央威望和政府權威被用來推動現代化事業，用來組織落實各種改革措施，用來對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矛盾進行協調，這使中國較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的關係，使國家在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和發展，迅速提高了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之下，採用西方模式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所説的“軟政府”問題。“軟政府”的特點是政府被各種既得利益綁架，政客們沒完沒了扯皮，政府的決策能力和執行能力都非常弱，最終導致國家現代化事業舉步維艱，人民生活水平鮮有改善，趕超發達國家更成了難以想象的事情。

西方許多有識之士越來越意識到中國政治制度的相對優勢。美國政治學者加德爾斯比較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財政破産與中國模式成功後這樣寫道：“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直接民主的極端例子——公眾的支配力量，已經證明是毀滅性的”。“加州的管治失靈，只不過是美國整體政治問題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國，當企業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場解放出來時，統治者保持著極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們借助新儒家政府強有力的手，以社會和諧和長遠發展的名義，調節著發展所釋出的利益。”美國學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體制“最重要的優點就是能夠迅速作出眾多複雜的決定，並有效加以執行”。

中國道路成功具有國際意義

中國道路超越了“蘇聯模式”的弊端。中國道路不同於冷戰結束前蘇聯的發展道路。必須承認，“蘇聯模式”作為人類歷史上首次開創的一種國家制度和經濟運行模式，曾創造過蘇聯經濟奇跡，對上個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反危機起過重大的借鑒作用。中國建國初期曾一度沿襲過“蘇聯模式”，推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艱辛實踐中，也清醒認識到“蘇聯模式”的弊端，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果斷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抉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成為中國道路最終突破並超越“蘇聯模式”的重要標誌。

中國道路打破了對西方發展道路的迷思。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幾百年來，西方把自己的制度和道路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認為世界上只有一條現代化道路，那就是西方的現代化道路，舍此別無他途。然而，中國道路的成功表明，獨立自主地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可以走得通，而且比盲目追隨西方道路走得更好，能夠以較小的代價實現現代化。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經濟逆勢增長，一枝獨秀，充分證明了中國道路的正確性和巨大潛力。

中國道路在全球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傢具有借鑒意義。中國自己探索出來的發展道路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並將影響整個世界未來的走向。中國道路的成功豐富和拓展了世界政治和國家發展模式，具有巨大的國際意義。中國的實踐證明，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解決了本國的發展道路問題，而且也為全世界樹立了一個具有一定借鑒意義的榜樣。對發展中國家來講，中國道路意味著在“西化”和“被孤立”之間還存在著其他選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説：“中國已為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發展模式無論對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