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改革開放把我國經濟引上平穩較快發展的軌道以來，中國模式問題就成為世界輿論關注的對象。進入21世紀，特別是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中率先復蘇以來，中國模式問題更是受到廣泛熱議。在國外近期關於“中國模式”問題的研討中，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動向。 

一、關於中國模式是否客觀存在的問題　

早在幾年以前，德國學者托馬斯海貝勒就以“中國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將伴隨有急劇的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為由，否認中國模式的客觀實在性。他説：“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談論‘中國模式’還為時過早”，因為“所謂的‘中國模式’並不存在”。其後，英國學者裏奧霍恩2008年7月29日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中國模式背後的真相》一文，説中國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為沒有什麼“模式”，“中國模式”這個概念反而掩蓋了中國經驗中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機會。 2009年6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又以中國與東南亞四小虎的成功“有相似之處”為由，説它應“屬於亞洲後期快速發展的一種模式”，而否認中國模式的客觀存在。　 

針對種種否認中國模式客觀存在的議論，新加坡學者鄭永年在2010年5月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發表《為什麼要提“中國模式”?》一文，聲稱“西方很多人並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這些人大都看到中國發展所包含的種種問題和制約因素，不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一種可稱之為‘模式’的東西，也不相信中國的發展模式可以持續，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識形態上敵視中國，他們希望中國解體和崩潰。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根本不配産生一種模式”。而他認為，“理性而言，中國模式是客觀存在的，就像是蓋房子，房子蓋好了，肯定有個模式。問題在於如何看待和評價這所房子?”是用科學的客觀的方法，還是用“審美”的方法?“如果是後者，那麼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傾向就變得不可避免”，“很顯然，這種局面的持續，並不能對人們認識中國模式有很大的幫助”。　 

二、關於中國模式的發展證偽了“歷史終結論”　

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時候，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美籍日裔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曾著書立説鼓吹“歷史終結論”。在那以後幾十年的全球發展否定了福山的這種“歷史終結論”。新加坡學者基肖爾馬赫布巴尼在2009年11月1曰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歷史的終結》一書的基本假定是，西方仍將是民主和人權的世界‘燈塔’。在l989年，如果有人膽敢預言，在15年內，最重要的人權‘燈塔’將成為第一個重新使用酷刑的西方發達國家，那麼所有的人都會大叫‘不可能’。然而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而中國模式的發展更有力地證偽了福山的這種“歷史終結論”。因為根據這種理論，當時西方人較普遍地認為中國的經濟不會真正繁榮起來，除非它採用西方式的民主。然而，中國模式卻使中國走出了一條高速度的經濟發展伴隨著社會主義政治社會結構的平衡穩定的現代化道路。這就證偽了福山的把西方資産階級自由民主奉為普遍主義發展路徑的“歷史終結論”。甚至連福山本人在2009年1月初接受日本《中央公論》的記者專訪時，也不得不承認“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不是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的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礎上實現新的融合”。　 

三、關於中國模式問題的研討重點逐漸轉向政治層面問題　 

多年來，西方輿論對中國模式內涵和特徵的評述，大都把它歸結為經濟自由加政治專制和壓制，把研討的重點放在經濟的改革和發展上面，而給中國的政治體制扣上“專制”、“獨裁”、“威權”等帽子。例如，美國智庫企業研究所在2007年底《美國人月刊》上就發表文章把中國模式分為兩個組成部分：一是仿傚自由經濟政策的成功要素；二是“允許執政黨保持對政府、法院、軍隊、國家安全機構以及信息自由流通的牢牢控制”，文章稱之為“政治壓制”。然而，在國外近期關於中國模式問題的研討中，越來越頻繁地出現以政治層面為重點，深入探討中國的政治體制的現象。　 

例如，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網站2009年7月31日發表西班牙駐華使館前商務參讚恩凡胡爾的文章説，中國的政治體制常被不加修飾地簡單描述為共産黨獨裁。然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具有源自該國傳統的強烈的民族特色。新中國的成立不是割斷了與歷史和中國傳統的聯絡，而是以非常傑出的方式結合了這些因素。因此，中國共産黨具有與其他國家共産黨完全不同的特性，而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共産黨。少數人為了多數人的福祉管理國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期間，這就是中國共産黨全體黨員。中國共産黨合法性的依託是道德威望，而不是某些事先制定的規則或選舉等獲得權力的手段。　　　 

四、關於中國模式能夠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問題　 

在美國次貸危機于2008年引發國際金融危機以後，中國模式應對危機的方式能否奏效，在國際上曾經被打上過問號。例如，方展文在2009年4月號香港《鏡報月刊》上發表的《舉世關注中國模式》一文中，曾列舉了若干這樣的懷疑：里昂亞洲證券經濟研究部主管斐思偉説，中國當前的數據還不足以保證復蘇就在眼前的樂觀情緒；德意志銀行經濟學家馬佳説，中國將經歷一個“雙底復蘇”，儘管中國經濟在近期呈現了一些活力現象，但是當前的好轉將會結束，將在2010年上半年時最後一次觸底；高盛公司經濟學家海倫喬和宋雨表示，鋻於此次經濟衰退來勢迅猛、破壞力強，復蘇之路可能會反復，因此堅持認為中國在2009年的GDP增長將低於6％……。　 

然而，過了一年多，國際輿論界對於中國模式應對危機能力的評價卻呈現出另一番情景：2010年5月26日《今日美國報》網站發表歐亞集團總裁伊恩佈雷默《信奉自由市場的民主國家奮力掙扎，中國卻取得罕見的“成功”》一文。這篇文章鮮明對比了在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在中國的不同情況。比如，在經過總統選舉期間的經濟和政治混亂之後，美國選民非常排斥政府和任何與它有關的人；英國選民把首相戈登布朗從唐寧街掃地出門；《巴黎人報》民調顯示，60％的受訪者對薩科齊總統表示不信任；德國總理默克爾只有32％的支持率，僅有17％的人認為政府能夠解決德國的各種問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30年來經濟的兩位數增長可以為政府從民眾那裏贏得很多好感。每年中國都會發生許多抗議事件，但它們很少是直接針對共産黨的，很多抗議是請求共産黨幫助解決地方部門的問題”。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國模式能夠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呢?2010年6月15日，海因茨迪特裏希在西班牙《起義報》上發表文章認為，中國的奇跡得益於中國共産黨領導。他説：“中國之所以創造出天朝帝國的奇跡，就是由於中國共産黨的統治及其幹部培養制。黨校以中國共産黨的方針政策為依據，使他們對國家重大問題具有統一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英國《金融時報》前駐北京記者裏查德麥格雷戈則在其近作《中國共産主義統治者的秘密世界》一書中説：“在現代中國，共産主義體系主要依靠誘導而非鎮壓來運作，它旨在拉攏而非強迫。”“在每次災難之後，中國共産黨都站起來重振盔甲並加強它的勢力，不知怎地它經受住了批評家的指責，從智力或行動上超越他們，或簡單地宣佈他們的行為為非法，從而讓在無數危急關頭預言其消亡的專家學者窘迫無措。”正因為這樣，中國就擁有強大的控制風險的能力。2010年5月23日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站發表胡裏奧裏奧斯的《從中國的角度看危機》一文説，“面對全球危機，中國已經向世人展現了它強大的應對能力，顯示這個亞洲巨人似乎生活在另一個星球，置身於西方富國遭受的全球危機嚴重影響之外。”“危機證明了中國具備足夠的應對在不利的國際環境中進行發展模式轉變的手段和能力。中國東南地區大批以出口加工為主的工廠原本會因為西方訂單的持續下降而倒閉，但迄今這一現象並沒有在這些地區轉化為更大的震動。中小城市和鄉村吸納了因南方工廠倒閉而失業回鄉的勞動力。而且隨著有可能出現的人民幣升值，在很快會到來的危機第二階段中，農村地區就再次成為中國經濟的緩衝墊。危機在證明了中國經濟與外部環境息息相關的同時，也表明中國擁有強大的控制風險的能力，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堅實強大的國家實力，它把觸角伸向了各個角落。這種國家的干預能力與西方的國家地位缺乏形成鮮明的對照，並讓中國擁有了更強的經濟預見能力。當然，中國也有自己的問題，中國也在利用危機改變著自己的發展模式。”　 

五、關於如何理解中國模式的國際意義問題　 

在中國模式的國際意義問題上，一方面是有許多發展中國家提出要以中國模式作為自己發展經濟、脫貧致富的榜樣，另一方面則是歷史的經驗反復證明，一國的發展模式可供別國借鑒參考，但絕不能照抄照搬。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應該怎樣理解中國模式的國際意義呢?對此，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作了探討和闡述。他在2009年9月16日《光明日報》上刊登的《中國找到了一條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一文中説，中國的成功具有巨大的國際意義，讓人們有信心去解決本國的問題。許多人説：“應該以中國為榜樣!”“中國能辦到的事，我們為什麼辦不到?”説中國經驗具有國際意義，並不是要簡單地重復中國的經驗，而是為其他國家的人民提供思索的源泉。他指出，中國的實踐證明，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解決了本國的問題，也為全世界樹立了榜樣。許多不贊成社會主義學説的西方學者也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給予充分的肯定。他們説：“中國取得了理論和實踐的雙突破，中國共産黨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時，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使無限美好的‘烏托邦’變成了現實的科學”，在這方面，中國共産黨對新形勢下的理論創新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