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激發了潛藏于中國人民中的巨大發展動力，國民經濟連續34年實現了高速增長，我國的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發生了巨大變化。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正確抉擇，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始終堅持的重大戰略。

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2011年人均GDP達到5400美元，距離世界銀行提出的高收入國家與中等收入國家12000美元的分界線尚差6600美元，正處於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艱難爬坡階段。國外經驗證明，一個國家發揮勞動力和資源成本低的優勢，引進先進技術，從低收入水平達到人均四五千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容易做到，但從5000美元上升到12000美元就比較難。因為在這個階段，必須實現産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為主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為主的升級。而要實現這個轉變，就必須借助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以及大量擁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技術和自主品牌的産品，需要有一批能帶動産業升級和開展國際化經營的跨國公司。從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的情況看，多數國家能夠達到人均四五千美元的水平，但是真正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只有日本、亞洲“四小龍”等為數不多的國家和地區。中國要想從人均5000美元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必須破解發展中面臨的諸多難題，包括能源資源和技術的瓶頸約束，實現經濟與社會、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國內經濟與國外經濟的協調和平衡。解決這些難題，都需要通過繼續深化改革，把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激發出來，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在今年的兩會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深化改革發出了強烈呼籲，提出了大量提案，反映了廣大人民對改革的強烈願望。

當前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理清改革的總體思路，搞好頂層設計，抓住關鍵環節，著力制度創新，以大無畏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從實踐來看，必須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強化市場機製作用，通過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性作用，激發經濟發展的活力。30多年的改革實踐證明，哪個領域能夠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在國家政策指引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哪個領域的發展就充滿活力，各類生産要素就能發揮出最大的效能。反之，哪個領域市場作用發揮得不好，這個領域的發展就會是一潭死水，缺乏競爭力。因此，市場導向的改革應當繼續作為當前深化改革的方向。同時，在市場作用難以充分發揮的領域，要發揮好政府政策和宏觀調控的作用。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特殊時期，要求政府的作用更大一些，這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

要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對外開放打開了我們的眼界，引進了國外的技術、資本和經營管理經驗，對國內企業形成了一種改革的壓力。在制定新的改革方案時，要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吸收世界各國對我有益的經驗，包括正面和反面的經驗，特別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的經驗教訓。要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在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中實現我國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深化改革要抓住制約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集中力量予以突破。要把制度創新放在改革的重要位置，把經過實踐證明的成熟的改革措施規範化法制化，運用法律手段來強化和推進改革。要堅持用實踐來檢驗改革措施是否有利於生産力發展，檢驗各項法律法規是否有利於激發經濟活力和建立良好的市場秩序。堅持把是否有利於實現科學發展作為改革的出發點，把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檢驗改革成果的基本標準。

近幾年，隨著我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國外對我國經濟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國內外學者對我國經濟能不能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的發展勢頭，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中國的快速增長期還能保持多久的問題密切關注，紛紛進行預測。美國學者魯比尼，號稱“末日博士”，就預言“中國經濟到2013年就要硬著陸，快速增長期到此就結束了”。國內有的人也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制約因素較多，快速增長很難再保持下去。

我很不贊成這種觀點。我認為，中國的快速增長至少還可以保持20年。因為，直到目前，我們還有許多經濟增長潛力沒有發揮出來。只要我們深化改革開放，創新體制機制，為經濟發展不斷注入新的活力，再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長完全沒有問題。如果速度掉下來了，那是我們的體制和政策出了問題，沒能把經濟增長的活力釋放出來。關鍵是要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分析當前的經濟現狀，我認為，應當按照政府工作報告的精神，從加快五個方面的改革入手，發掘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釋放消費需求潛力。

大幅度地調整需求結構，實現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出口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舉措，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首要任務。2010年，我國投資率達到歷史上最高的48.6%，最終消費率降到47.4%，投資率第一次超過最終消費率。居民消費率則下降到33.8%的歷史最低點。這就意味著在全年新創造的社會商品價值總量中，有近一半用於擴大再生産，而用於廣大居民消費的僅佔1/3。這種主要靠高投入來支撐的高增長，不僅會帶來生産能力的過剩，而且對資源、環境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註定是不可持續的。降低投資率，提高居民消費率，必須以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為前提，必須對收入分配體制進行改革。201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抓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緊緊抓住了發展模式轉型的要害。去年，我們在結構性減稅上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仍需加大力度。如將小微型企業增值稅、營業稅的起徵點由月銷售額5000元提高到20000元，就使900多萬個經營者的稅負平均下降40%，而月稅收僅減少9億元。若能進一步將起徵點提高到月銷售額10萬元，對鼓勵創業、培植財源將發揮巨大作用。要繼續實行政府向企業減稅、企業向職工讓利的政策，發揮稅收在調節國民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實行由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過渡的條件已經成熟，應著手研究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改革方案。要擴大財政支出中對公共服務支出的比重，著力擴大公共服務消費。通過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儘快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增強居民購買力。如果能在“十二五”時期把居民消費率提高10個百分點，就相當於每年有5萬億元左右的商品由用於投資和出口轉變為用於居民消費，不僅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而且將使廣大居民的消費水平有一個較大幅度提高。

第二，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釋放資本潛力。

我國資本存量已有較大規模，銀行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達70多萬億元，金融資産達119萬億元。但由於金融體制改革滯後，銀行結構中缺少專門服務於小微企業的小型金融機構，資本市場發育不完善，造成資本要素配置效率低下，資金週轉率低，一些迫切需要資金的企業得不到應有的支持，而大量社會資金又找不到投資出路。據調查，2011年上半年溫州市企業平均貸款利率為25%，一些企業不得不求助於民間借貸和高利貸。金融體制改革的重點，應按照國務院關於鼓勵民間投資“新36條”的規定，允許民間資金髮起設立各類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機構，同時配套推進建立地方性監管機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和實行利率市場化四項改革。積極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全上市企業分紅、信息透明等制度，增強股市對投資者的吸引力。積極發展債券市場。努力擴大保險市場。通過深化改革，充分發揮資本的增值功能。我國外匯儲備已達3.2萬億美元，使用得好，可以成為我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增長的強大支撐。合理的外匯儲備，應當是保持半年進口所需。應通過擴大海外投資，將多餘的外匯儲備轉變為物質資源儲備。要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儘快從結匯管理為主向用匯管理為主轉變，調動商業銀行開展外匯貸款的積極性，支持各類所有制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走出去”，提高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益。企業“走出去”的目的，一是爭取拿到更多的能源資源的勘探權、開發權，以打破經濟長遠發展所面臨的能源資源瓶頸約束；二是擴大國際並購，充分利用國際市場的科技資源和管理經驗，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經營能力；三是開展加工貿易，以資本輸出創造出口需求；四是擴大海外工程承包，帶動工程機械、建築材料和勞務出口。要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逐步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投資結算中的使用規模。一旦金融改革激發出資本的巨大潛力，足以支持較快的經濟發展對資金的需求。

第三，強化激勵機制，釋放技術創新潛力。

我國産業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我們通過繼續引進、消化、吸收、創新，利用國際市場科技資源提升國內技術水平仍然有一定的潛力。重要的是通過鼓勵增加技術研發的投入，使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目前，我國在技術研發投入和申請國際專利方面很不平衡。2011年，中興公司申請國際專利2800項，躍居世界企業第一位，華為以1800項國際專利名列世界第三。這兩家公司申請的國際專利佔全國申請國際專利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果“十二五”時期各省都能培養出一兩家像中興、華為這樣的專利申請大戶，我國的創新能力就能産生一個飛躍。當前重點是要在國有企業中建立技術研發的激勵機制，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骨幹和帶動作用。大學也應當成為科技創新的基地，培養創新型人才。2009年，美國申請國際專利數量是中國的6倍，2011年已經下降到我國的3倍。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到2015年，我國申請國際專利數量有可能接近或趕上美國。通過強化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激發中國人的聰明智慧，將能釋放出科技進步的巨大潛力，從而帶動産業升級和發展方式轉變。

第四，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制度，釋放勞動力潛力。

我國勞動力潛力仍然很大。對近年來部分地區出現的“招工難”現象，有些人匆忙得出結論，勞動力供給已出現由富餘到緊缺的轉捩點，中國經濟已到了“劉易斯拐點”。我認為，這個判斷沒有看到農業勞動力仍具有的巨大潛力。現在全國仍有2.8億農業勞動力，有18億畝耕地，一個勞動力僅能種6.4畝地。而美國一個勞動力平均種幾千畝地，歐洲一個勞動力平均種幾百畝地，中國的農民比歐美的農民更能吃苦耐勞，農業裝備製造能力也能達到歐美的水平，關鍵在於我國土地資源少。隨著農業現代化的推進，我們應引導和鼓勵土地向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農業公司等新型經營主體集中，加快把部分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進入第二、三産業，並把他們的家屬吸引到城市居住。2010年，我國農業勞動力佔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例為36.7%，農業增加值佔GDP的比例只有10.1%，就是説，每3.6個農業勞動力創造的價值僅相當於一個二、三産業從業人員創造的價值。把一部分農業勞動力轉移出來，既有利於釋放農村勞動力的巨大潛力，滿足工業化、城市化對勞動力的需求，又有利於發展土地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産率，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過30多年的努力，農業已轉移出兩億多勞動力。未來20年如能再轉移出兩億，第一産業的勞動生産率就有可能接近二、三産業的平均水平，城鄉居民收入將趨於均等化。也只有使種地的收入超過打工的收入，才能把高素質的勞動力留在農村。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産業轉移還為城市化提供了強大動力。2011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51.27%，這是一個歷史標誌性的變化，但距離成熟城市化70%的目標還有較大差距。未來20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到2030年達到70%左右，我國才算基本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的歷史任務。實踐證明，每增加1個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城鎮基礎設施投資10萬元。每年新增1000萬城市人口，將提出1萬億元以上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再加上對其他公共服務需求的增加和個人消費水平的提高，將形成強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這將成為未來20年我國經濟較快增長的根本動力。釋放這一潛力，必須加快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加快改革土地、戶籍、公共服務等管理體制，消除各類生産要素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的障礙，為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第五，改革土地管理制度，釋放土地潛力。

人多地少是我國的一個基本國情。土地資源緊缺嚴重制約著經濟發展，但是土地浪費現象仍然十分嚴重。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潛力巨大。除了荒灘地、山坡地資源可以利用之外，農村建設用地也有節約的潛力。目前全國城鄉建設用地共計22萬平方公里，包括縣城關鎮以上的城市建設用地5萬平方公里，建制鎮和村佔了17萬平方公里，其中村莊佔了13萬平方公里。現在很多進城務工農民的房屋長期空置，有不少空殼村。有的濫佔耕地建住宅，浪費了土地資源。根據經驗，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對村莊宅基地進行整理，可節約佔地50%以上，就是説，通過努力，節約村莊建設用地具有1億畝以上的潛力，這些土地可用於增加耕地和建設用地。改革土地管理制度，關鍵是要落實農戶對承包耕地、林地和宅基地的用益物權或財産權，通過鼓勵土地自願、有償轉讓，使之成為農戶財産性收入的重要來源。只有使土地成為農民看得見的財富，農民才會更加珍惜土地。只有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才能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産出率，消除土地閒置、浪費和撂荒現象，釋放出土地潛力。

通過綜合配套推進各項改革，激發出各個方面推動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我們完全能夠將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期再保持20年或更長時間。從國際上看，日本的快速增長期保持了20年，韓國的快速增長期保持了30年，中國完全可以創造一個更長的快速增長紀錄。如能使國民經濟保持8%左右的增長速度，到2025年，我國人均GDP將比2010年再翻一番半，達到12000美元，就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在經濟總量上就能回到中國在歷史上曾長期保持過的世界第一的位置。至此，快速增長期還不能算結束。根據日本、韓國的經驗，人均GDP達到17000美元，增長速度才明顯放緩。我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發展不平衡，有可能把快速增長期保持到2030年。不斷深化改革，牢牢把握改革創新這個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就成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之舉。

（作者：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