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特別是今年，世界經濟復蘇的複雜與艱難進一步凸顯。受外部需求大幅收縮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長面臨著嚴峻的困難與挑戰，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對此，有議論認為中國經濟已經步入了下行通道。那麼，下降是在正常區間還是不可逆轉，這就成為我們正確判斷經濟形勢的關鍵，迫切需要加以回答。

一、現階段經濟增速放緩仍在正常區間

經濟運行出現複雜局面，需要我們冷靜判斷、沉著應對。客觀地分析經濟運行的現實基礎與構成要素，遠比匆忙下結論更為重要。今年一季度我國經濟同比增長8.1%，較上一季度回落0.8個百分點，連續5個季度放緩。與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高增幅相比，當前的增長確實放慢了。但由此便作出中國經濟步入下行通道的結論，顯然缺乏根據。

經濟增速放緩與進入下行通道有著根本差別。經濟發展史表明，當一國經濟步入下行通道時，增速會持續下降，並在較長時期內難以逆轉，有的甚至會出現經濟全面失控。從我國目前情況來看，經濟增速保持在年初確定的預期目標區間內，物價總水平基本可控，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連續6個月保持在50%以上，5月份進出口規模均創月度歷史新高，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特別是近期擴大投資、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等政策效果開始顯現，即使經濟增速在短期內仍可能有小幅回落，但下行態勢已趨於平緩。從長期發展趨勢來看，我國資本、勞動力等生産要素潛力仍然巨大，工業化、城鎮化對經濟拉動作用仍然明顯，區域發展不平衡也為産業轉移與結構調整提供了空間，推動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強勁。

事實上，當前我國經濟增速平穩回落，除了國際經濟環境的因素，更多是政策主動調控的結果。無論是“十二五”規劃提出GDP年均增長7%的目標，還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經濟增速定為7.5%的舉措，都説明中央對增速適度回落已有研判。

第一，經濟總量達到一定規模後，經濟增速適度降低是合理的。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佔全世界GDP的比重超過10%，經濟總量與上世紀90年代初的美國相當。考察當時美國GDP增速的變化，最顯著特徵便是從8%以上的高位陡峭下降到6%左右水平，且在這一區間持續了約10年。日本、德國等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類似特徵。當前我國經濟也正在經歷這一階段，同時還面臨著嚴峻的資源環境約束，經濟增速適度回落是符合發展規律的。

第二，經過30多年的高增長，我國經濟承受短期陣痛的能力顯著提升。一是財政收入多年持續高增長，財政狀況穩健，具有承受一定增速降低的能力和空間；二是隨著我國經濟的逐步轉型，就業領域的矛盾正在由總量約束轉變為結構約束，全社會連續5個季度出現崗位空缺超過求職人數的情況；三是現階段我國貨幣等政策的作用空間較大，調控經濟增長的手段儲備較為豐富；四是城鎮化進程中的投資需求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依然強勁，可以為經濟平穩運行提供有力支撐。

第三，經濟增速適度回落，能夠為結構調整預留出空間。經濟運行規律表明，結構調整利於可持續發展，但對短期增長會形成一定壓力。過去一個階段，為確保經濟的較高增長，我國結構調整步伐放緩。“十二五”以來，中央明確提出，要更加積極穩妥地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與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實現三者關係的協調，前提就是經濟增長要為“調結構”和“控物價”留出適度空間，在“穩增長”的同時更多地把優化社會投資結構、確保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加強房地産業調控等作為主要政策目標。因此，可以説，經濟增速的適度回落正是為增強我國經濟內生動力而進行的主動調整。

二、在加快結構調整中實現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經濟結構調整對於培育長期增長動力具有重要作用。一個經濟體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土地、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各類生産要素根據稟賦差異形成合理安排，但隨著要素不斷投入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經濟體本身的要素構成比重會發生變化，建構其上的經濟結構也要進行調整。

在改革開放初期，勞動力豐裕、資本匱乏的國情決定了我國以勞動密集、外延擴張為主要特徵的産業結構。隨著經濟發展程度的提高和資本持續積累，我國要素構成比重發生了重大變化，1978年我國資本形成總額為美國的29.6%、日本的18.4%，佔世界比重僅為2.7%，2010年已超過美國和日本，是美國的1.29倍、日本的2.56倍，佔世界比重上升到19.8%，這表明我國資本存量規模已經具備比較優勢。從長期來看，隨著東南亞國家勞動力成本優勢更加明顯，我國對現階段勞動力密集型為主的外貿結構進行調整已是必然趨勢。

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歷程也向我們表明，儘管結構調整短期內會對經濟增長形成壓力，但如果處置得當，結構調整的過程完全可以成為經濟增長動力培育和轉換的過程。日本的例子值得借鑒。上世紀80年代，日元經歷了大幅升值，幅度超過100%，對日本外貿企業影響巨大。但由於日本及時進行了産品出口結構的主動調整，出口産品逐步由紡織、印刷、加工等勞動密集型産品轉向先進製造業、電子電器等位於産業鏈高端的産品，從而實現了外貿競爭力的平穩過渡。

當前，我國已經具備了加快調整經濟結構的條件與能力。

首先，我國龐大的經濟總量和外匯儲備規模是實現結構調整的重要基礎。我國經濟實力大幅提升和經濟規模增加所帶來的巨大財政規模，決定了現階段我們完全有能力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擴大轉移支付、實施結構性減稅、嚴格落實産業政策等方式，擴大調結構的空間，增加調結構的力度。同時，巨大的外匯儲備規模確保了我國有能力應對外貿結構調整期可能産生的負面影響。在新的外貿優勢確立和優勢産業成熟前，外貿轉型和結構調整必然會對出口形成一定壓力，但在3.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支撐下，短暫性的貿易逆差對我國經濟總體運行並不構成嚴重衝擊，這就為我們適時進行結構調整提供了空間與條件。

其次，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相關制度已經基本確立。一是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制度正在經歷深刻調整與變革，像生産要素價格制度、市場化的勞動制度、國民收入再分配製度等。二是有利於資源優化配置的市場經濟制度更加完善。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同時就是資源優化配置的過程，近年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和作用得到強化，為調結構進一步創造了條件。三是在調結構過程中起著保障作用的調控制度日趨完善。“十二五”規劃中關於能源消耗、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硬性約束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制度基礎，國家關於産能過剩行業、戰略性新興産業等行業的調控措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三、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的有機融合

實現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目標。現階段，我們應當遵循短長兼顧、量質結合的宏觀調控思路，兼顧短期經濟增速放緩的現實與長期經濟內生動力培育的需要，既要重視增加經濟體量，更要著力改善經濟質量，通過各種政策安排將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有效結合起來。

保持宏觀調控基調穩定，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當前，考慮到經濟下行壓力，我們確實有必要加強預調微調，增強對經濟增長的保障能力，但在經濟運行依然處於合理區間的情況下，宏觀調控政策應更加注重連續性與穩定性，把握好政策出臺的力度和頻率，避免給經濟體系大規模的政策刺激，為培育經濟長期內生動力創造條件。長期來看，在政策引導和制度建設層面，要更多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一方面，通過産業政策、稅收政策、法律法規等引導社會各類要素優化組合，疏通資本要素進入經濟運行體系的渠道；另一方面，通過基礎設施完善和機制渠道設計等為産業結構調整破除障礙，優化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

投資重點向民生和基礎設施領域傾斜。穩定投資是當前穩定增長的關鍵。特別是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外部需求疲弱、經濟環境總體惡化的時期，投資的逆週期效應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發揮投資穩增長作用的同時，要使其盡可能地投向對經濟結構調整具有正向作用的領域，避免新一輪産能過剩情況的出現。其中，新增投資向民生和基礎設施領域傾斜應該是一個方向。短期而言，增加這些領域的投資，可以有效扭轉投資增速同比下降的局面，同時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可以顯著帶動受房地産調控影響較大的鋼鐵、水泥、建材等行業産品需求，降低房地産調控的負面影響。長期來看，民生和基礎設施領域投資的增加，可以有效發揮出對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方面的正外部效應，形成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的良性互動。

暢通資本優勢發揮作用的渠道。在推動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齊步並行的過程中，應將暢通資本投資渠道、引導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向實體經濟流入作為重要一環。投融資渠道的暢通可以使得社會資金更加有效、靈活、便捷地進入實體經濟領域，增加資金保障程度，解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推動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資本流動渠道越暢，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越強，有助於解決長期制約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痼疾，提高資本進入國民經濟各産業尤其是符合國家産業政策和未來結構調整方向的産業，加快實現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目標。為此，在努力發揮金融市場和金融産品在資本優化配置方面更大作用的同時，我國要更積極地探索民間資本投資實體經濟的新途徑，通過制度設計、産品創新、政策引導、環境優化等措施，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投資成長性中小企業、主導性産業、戰略性新興産業。

重視自主創新的積極作用。自主創新在提高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實現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的有效結合，需要發揮自主創新的積極作用，這就需要企業、政府和其他各類機構各司其職。一是明確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積極引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高研發投入佔比。二是明確政府的創新服務功能，加快建立以保護知識産權為核心的激勵體制框架，建立和完善創業風險投資，增強稅收制度對創新的激勵作用。三是明確學校、科研機構等其他各類主體的創新支撐和參與角色，為自主創新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

（執筆：郭斐然 包香明 申世軍 佘桂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