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農村發展的動力源泉

特約專家譚智心

　　農者，天下之本也。農業豐則基礎牢，農民富則國運盛，農村穩則社會安。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但凡值得稱道的重要改革，如戰國時期商鞅變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北宋王安石變法、明朝張居正變法等等，莫不是將農業生産關係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封建社會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固有矛盾，農民始終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農民權益無從談起。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通過土地改革，讓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隨後，為迅速建立起大國必須的工業和國防體系，中國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道路，通過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方式，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但這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農村生産力，拉大了城鄉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三農”工作，通過不斷深化農業農村改革，理順了生産關係，釋放了勞動生産力，提升了農民的經濟利益，保障了農民的民主權益，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78年至今，我國糧食産量從3億噸增長到超過6億噸，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34元增長到13432元，為我國從農業大國邁向農業強國奠定了堅實基礎，為“兩個一百年”目標的順利實現提供了重要支撐。回顧這一時期波瀾壯闊的農村改革歷程，最為根本的貢獻就是理順了農民與土地、農民與國家、農民與市場的關係。

　　首先，改革理順了農民與土地的關係。改革開放以前，我國農村實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生産資料（如土地）及公共財産歸屬人民公社體制下的“三級所有”。在此種體制下，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農民缺乏生産積極性，糧食生産年年滑坡，農村溫飽問題形勢嚴峻。1978年冬，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頂著極大的壓力，私下決定分田單幹，“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清晰的責、權、利劃分，立即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生産積極性，當年就迎來了糧食的豐産豐收。針對當時農村的實際情況，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態度，黨中央對農業生産關係變革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爭論討論，最終從制度上確立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歷史地位。1982年至1986年，黨中央連續5年發出關於農業農村改革的一號文件，分別解決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性質、改革人民公社體制、發展農村商品生産、改革農産品統派購制度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等問題。由此，轟轟烈烈的農村改革拉開了中國改革的大幕，並成為中國改革的重要陣地。

　　其次，改革理順了農民與國家的關係。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由於對農業發展的困難估計不足，對農村形勢過於樂觀，導致忽視農業慢待農民的情況有所蔓延，突出表現就是四面八方向農民伸手，農民負擔越來越重。黨中央國務院從全局出發，理清了農民負擔沉重的制度根源，並及時採取措施，下大力氣減輕農民負擔，于1998年召開十五屆三中全會時，將“逐步改革稅費制度”寫入了全會決定。2000年安徽試點後，農村稅費改革逐步向全國鋪開，並經過2004年黑龍江、吉林兩省免徵農業稅試點，最終在2006年全面取消了農業稅。這一成就具有歷史意義，意味著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徹底告別了歷史的舞臺，工農城鄉關係發生了歷史性轉變，以農業稅形式從農村抽取積累支持工業和城市的時代徹底終結。更為重要的是，此次改革理順了國家與農民的分配關係，為實現國家對農業的“多予”“少取”“放活”提供了制度保障，為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注入了強大動力，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農村有效運行創造了良好的制度環境。

　　再次，改革理順了農民與市場的關係。進入新世紀以後，隨著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不斷升級，對農産品數量和質量的需求不斷提升，加之加入WTO以後對農業形成的巨大挑戰，迫切需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從2004年開始，中央連續發出15個聚焦“三農”的一號文件，一系列重大政策相繼出臺，其中以糧食直接補貼和農産品價格干預政策最為引人注目。然而，這兩項政策不僅加重了財政負擔，而且隨著時間推移，投入的邊際效果呈現遞減趨勢。糧食直補政策原意為鼓勵農民從事糧食生産，但最終演變成為收入補貼，對促進糧食生産的作用微乎其微；農産品價格干預政策則導致我國一些農産品出現了生産量、庫存量和進口量“三量齊增”的現象，許多農産品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出現了明顯下降，農民對採用優質品種生産的積極性不高。針對上述突出問題，黨中央國務院通過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合併農業“三項直補”為綜合支持補貼，取消部分産品的臨時收儲政策，部分産品實行目標價格加生産者補貼政策，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使部分産品的供需開始恢復平衡，同時農民權益也得到了保障。

　　農村改革40年的成功實踐證明，只有不斷深化改革，才能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産力，才能讓農村充滿生機和活力。2018年12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對40年來“從實行家庭聯産承包、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取消農業稅牧業稅和特産稅到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農業農村改革作出了高度評價，並強調在前進道路上，要“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説明，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要加快補齊農業現代化這個短板，要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激發農業農村的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要通過繼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使農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要通過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理順農民與集體的關係，要通過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讓農民成為讓人羨慕的職業，要通過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讓中國農民走向世界舞臺。

　　改革未有期，鄉村振興正當時。（作者譚智心繫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