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去向
在2004年賀歲片《天下無賊》中,“江洋大盜”黎叔有句經典臺詞:“21世紀什麼最貴?人才!”這句流傳很廣的話道出了人才的重要性。不可否認,人才是社會發展的第一資源。然而,七八年過去了,若問當今社會什麼最貴,您的回答還是人才嗎?回望2011年,我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社會事件,比如老人跌倒事件、小悅悅事件等帶來的社會“道德滑坡”大討論;此起彼伏的網絡罵戰、集體焦慮情緒的蔓延昭示著當今的國人已難持有平和的心態;當公益組織爆出種種背離慈善本意的扭曲現象時,民間“微公益”正受到億萬網民的追捧……辭舊迎新之際,寄望2012年,人心的回暖,社會的和諧,由創造力推動的社會前進,以及對個體價值的尊重和個體權利的保護,是筆者衷心的企盼。
雷鋒,一個中國人熟悉的名字。在中國,雷鋒已成為人們心目中熱心公益、樂於助人、善待他人、奉獻社會的代名詞。在40多年後的今天,雷鋒的名字已經超越了國界:美國專門成立了“學雷鋒研究會”;西點軍校的大廳裏懸挂著五位“英雄像”,首位就是雷鋒。巴西人説:雷鋒應是精神領袖。泰國政府專門翻印雷鋒圖書發給國民學習。在新西蘭,有組織的“雷鋒”,而且是經過培訓才上崗的“職業雷鋒”。真是墻內開花墻外香,令人遺憾的是,在雷鋒的故鄉---中國,雷鋒的事跡遭卻到質疑,競然聲稱雷鋒的事跡都是假的,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悲哀。
現在似乎是只有徹底放棄現實回報的人,才能堅持基本的底線。只要還有一點顧忌:家人啊、同事啊、所屬的團隊、學科、單位、學生……就很難完全守得住。特別是年輕人,有諸多的現實需要,也就隨之會有諸多顧慮,要他在如此力弱的情況下頂住威逼利誘,事實上也很難。因此,今天社會上實際瀰漫著不安和愧疚感。良知並不會完全泯滅,只不過現在更多地表現為犬儒之後的不安。社會也就因此有了一種巨大的自我辯解的心理需求,需要發明形形色色的歪理,為倫理的失守辯護。在一些媒體和網絡上,這種歪理真是太多了。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會運行的成本,也讓人的情緒變得負面。一方面對陌生人處處提防,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責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親人朋友遇事少“出頭”。這種糾結提示,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必須處理好重構社會信任這一課題。“陌生人社會”並不必然伴隨著冷漠。如果説在“熟人社會”,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過道德來實現自律和他律,那麼在陌生人社會中,彼此不熟悉、人員流動性強等因素會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這時就需要建立起法制的權威以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一個高度法治化的社會,法律制度憑藉其中立性、公正性、權威性承載著社會成員最普遍的信任。
普通人的道德力量和勇氣不僅來自於個體的自覺,更需要社會的呵護和激勵。社會轉型期,利益的分化、觀念的多元、發展的陣痛,使得道德的挺立與生長面臨複雜的社會生態。可喜的是,如今社會各方正在合力構建良好的“道德生態”。歲末年初,各個系統,許許多多地方和單位,都在挖掘“身邊好人”的事跡,加以弘揚。好人有好報的觀念也得到了有力印證。吳菊萍的義舉獲得了許許多多讚譽,公司給予一筆不菲的年終獎勵,就表明了“好人有好報”;而當她表示“這筆錢留著自己用”後,媒體和網友們幾乎“一邊倒”地表示贊同和支持。良好的“道德生態”傳遞了這樣一個理念:當好人並不難,人人都可以踐行。
立足於大城市所需要的更高待遇的工作機會,以及向金字塔頂上升的願望,要求他們長期放棄個人自由和閒暇空間,以工作為重心順帶安排人生;基於個人基本需求的社會福利、公共權利,則淹沒在害怕失去工作的立場和無餘力顧及的忙碌中;當下的優秀往往來源於對擺脫底層出身的努力中,隱隱約約的虛榮心迫使他們為了生存無比現實,乃至失去對個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熱情。“我已經老了”──“80後”群體的這種心理早衰,表達了一種掙扎後的自我解釋。群體焦慮的緩解、解決,取決於他們自身的反省、覺醒,以及未來社會變革的速度,能否早于他們真正無能為力的到來。
在互聯網匿名的掩護下,惡意濫用的人肉搜索、似是而非的謠言和刻薄殘忍的人身攻擊,正不斷地侵犯著人們的基本權利,不斷衝擊著道德和法律的底線。無論是打開明星的貼吧微博,還是瀏覽時事熱點的網友留言,隨處可見“腦殘!”“變態!”“去死!”等辱罵語言,這類評論沒有提出與事件相關的論點,更無邏輯可言。郎鹹平被稱作“狼叫獸”還屬稀鬆平常,但凡當事人為女性的幾乎都遭到過語言上的性侮辱。侵犯他人隱私,公然誹謗他人、侮辱他人人格,用謠言混淆視聽……種種網絡語言暴力的行為已對社會造成了嚴重危害,任何一個人都可能變成下一個受害者。
中國的城市化才開始,未來還有幾億人要進城,進了城都需要管理,哪一個行業,哪一個城市,都有一個建立規則慢慢成熟的過程。然而,在規則建立之前,矛盾不可避免。年輕的北京城管宋志剛出了本書《城管來了》,想從從憤怒的口水中打撈中國城管。他説,目前城管方面只有堵,沒有疏,“暴力執法簡直是必然的”,但又覺得,“我沒辦法改變很多事,只能在我的職權範圍內做得更好一點兒,這是我的人性選擇”。當城管這幾年,他學會的是“不偏激地對待人和事”,在自己的書裏,他寫到,“我現在覺得,往往沒有簡單的是非,只有各自衝突的需要和矛盾”。
我們的脾氣越來越壞了,一件非常小的事情,都能讓我們火冒三丈,進而拳頭相向,失去理智。我們似乎都有一種受迫害的感覺,認為自己是這個社會的受害者,一種想要報復的心理時刻潛藏在某個不自知的角落,遇著不爽的情況就容易突然爆發。甚至於,我們今天在諷刺在怒罵某起暴戾事件時,看似很正義很道德,其實恰恰也是自己脾氣變得很壞的證明。
2012,請多份從容與平和
在過去的一年裏,越來越多的人認定了“我要説”的權利,我們都在表達著自己,可能偏偏忽視了你對面是否還有認真聆聽、靜靜端詳你的聽眾。有人曾經這樣解讀過“和諧”的“諧” 一“言”一“皆”,這是“都要説話,都能説話”的含義。社會要和諧,自然離不開每一個階層群體意見的自由表達。當大家都意識到了“我要説”的時候,也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聽眾在哪。尋找聽眾的過程,其實也是反思自身責任的過程。
自下而上的“微公益”在2011年裏受到了億萬網民的熱情追捧。“微公益”的“微”既指以微博作為發起平臺,又指力量之微、發起者地位之微。“微公益”門檻低、傳播快、互動性強,網絡平臺成為人財物的聚集地。用自由簡單的方式,在輕鬆和諧、透明豁達中參與慈善行為,讓業已低落的慈善公信力不斷上升,這對於慈善精神是一種波瀾不驚的推動和快樂拯救。“微公益”將崇高的精神與自由參與、精神自覺結合在一起,擺脫了傳統的呆板説教,讓慈善和自由、激情、真誠融為一體,既能讓自我得到快樂,又能大幅推動慈善事業發展。這才是對慈善精神的最大開掘和光大。
著名編劇鄒靜之説:“如果説現在是個‘拼爹’時代,歷史文化就是我們值得驕傲的‘爹’。”文化“拼爹”,即與別的民族比傳統文化,比文化遺産,世界上能拼過我們的不多。這固然可以使我們揚眉吐氣,但也可能使我們産生文化惰性,躺在“爹”的安樂椅上不求進取,最後變成了文化“啃老”,例如啃經典著作,靠稀釋、重拍、戲説、改寫或顛覆前人的經典過日子;再如爭奪真真假假的人文遺址來吸引大眾注意力,獵取經濟利益。凡此種種對傳統文化盲目依賴,對當下文化極端不自信的行為,沒有表現出當今中國文化應有的創造力,最終勢必陷入庸俗化和功利主義的泥潭。
常識必須得到尊重,規則、法律必須被敬畏,在今天,在這樣一個時代,依然有值得反復提及的理由。重建常識,才能走出虛無的泥沼。從人是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到作為舶來品的“納稅人”的權利意識的啟蒙與甦醒,以及它作為現代政治倫理的基點的確認;從過去宣傳的“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為了某個崇高的目的,可以無條件地犧牲人的生命”,到人的生命至上,尊重每一個個體生命,承認每一個人的尊嚴與價值沒有任何區別……曾經被扭曲的常識正在一點點頑強地還原。
有傳統,才有現代
觀察一下當代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地理格局,就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規律:凡是傳統保存相對完整、儒家價值深入人心的地方,經濟都比較發達,政治也相對開明。換言之,最傳統的地方,現代化程度其實最高。當然,隨著城市化,人們熟悉的傳統鄉村組織必然發生變化。但迄今為止的事實至少證明了:傳統絕非現代化的障礙,而是健全現代化的通道。反傳統就是在拆現代化的墻角。
2012 創造歷史,相信未來
痛定思痛,回到個體的本位,不但契合國家之起源,因為“國家因人而設,人非為國家而生”,而且實係現實之要務。回到個體的本位,這意味著承認沒有個體的幸福,就沒有國家的強大,沒有個體的尊嚴,就沒有國家的體面。一旦國家都以公民個人擁有的尊嚴為榮,在個體權利面前尚且退避三舍,還有誰敢以拙劣的藉口來侵犯、剝奪這種尊嚴和權利,又有誰會輕視這樣的國家呢?
19世紀英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説家狄更斯在《雙城記》開篇寫道:“這是最好的時候,這是最壞的時候;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失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那時跟我們今天是多麼的相似。然而,不管是好是壞,個人都無法跳脫時代而獨立存在,每個人都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擁抱了時代,這是我們的時代。如今,思考“我們的社會,什麼最貴”,除了溫暖、平靜、價值創造,還有規則、公平、信仰、夢想、時間等等更多的答案。如果這份思索的結果能為每一個“你”的生活帶來積極的改變,那麼,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有“你”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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