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再論中國。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張璐晶｜北京報道

　　1971年7月9日12時15分，經過一個近8個小時的飛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所乘坐的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飛機終於抵達北京南苑機場。

　　當基辛格走下飛機，拘謹有禮地與葉劍英元帥握手寒暄的時候，他可能沒有想到，他此行將成為開啟幾十年後全球最重要、最活躍的雙邊關係的鑰匙。

　　42年過去，基辛格出訪中國超過80次，在中美關係的若干關鍵節點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這個當年在他眼中“美麗而神秘”的國度，如今已經變得再親切不過。“中國是我交往最久、最為深入的國家。中國已經成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國朋友對我而言意義非凡。”

　　2011年，88歲的基辛格出版《論中國》，表現出一個西方學者對中國特色毫不掩飾的認可。今年6月，這位“認識中國的每一代領導人”的長者再次來到中國，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專訪時，基辛格再論中國與中美關係：“我一直堅持美中應該去創建一種新型的國家關係，儘管這很艱難，但我們的領導人有這個責任去促成”；“中國夢與美國夢殊途同歸”。

　　論及中美兩國的戰略不信任，基辛格重申：兩國應遵從“戰略互信、共同演進”的發展道路。

　　對話基辛格

　　中國夢與美國夢殊途同歸

　　——開創更和平、繁榮和合作的世界

　　“離開這個世界前，我有責任帶孫輩們看看中國。”

　　6月26日上午，在與《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面對面之前，已經80多次到訪北京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攜著兒媳、孫子第15次造訪了天壇。

　　基辛格上一次來天壇，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當天。在那一次遊覽過程中，基辛格不止一次地説：我愛這個地方。他在留言中寫道：一個國家有著偉大的過去，也將永遠擁有輝煌的未來。

　　自1971年7月9日秘密訪華之日起，這位42年前重啟了中美大國關係大門的人，如今已90歲高齡，還經常乘坐20個小時左右的飛機航班，往返于中美兩國之間。

　　基辛格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在學術界他算不上是中國專家，他的專長在於“認識中國的每一代領導人”，且對“中國思想和中國人民有濃厚的興趣”。他還試圖把這種興趣傳給他的子孫。

　　談中國領導人：

　　19世紀對中國領導人影響最深

　　“中華文明的一個特點是，它似乎沒有起點。”基辛格認為，“中國領導人因此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領袖不同，他們往往從歷史角度考慮問題。中國的歷史悠久而宏大，使中國領導人能憑藉這樣的積澱，讓談判對手油然産生一種謙恭之心。而事後回憶時，談判對手才意識到，所謂歷史，有時候只是一個比喻。”

　　正是基於這一點，基辛格對中國歷史也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從黃帝到春秋戰國，從三國到唐宋，從明清到民國，在其2011年發表的《論中國(On China)》一書中，基辛格便嘗試以中國傳統的以古鑒今的思路來思考中國、中美關係和世界格局。

　　在基辛格看來，有兩段歷史對當代中國産生了最深遠的影響：“一是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讓中國人相信混亂局勢的危害是巨大的。二是19世紀，中國從曾經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淪落到外國列強掠奪瓜分的境地。”

　　基辛格向《中國經濟週刊》強調；“19世紀對當代中國領導人影響最深。也是從那時開始，中國認為是防禦性的舉動，可能會被西方視為是侵略性的；西方的威懾行為則可能被中國解讀為對它的包圍。在冷戰期間，美中兩國就此糾纏不休。迄今為止，兩國在某種程度上仍未擺脫這個惡性循環。”

　　談中美關係正常化：

　　秘密訪問是怕引起國內爭論

　　在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前，中美兩個大國的關係冰封已久。

　　而就在基辛格秘密訪華前，1971年6月17日，日、美簽署歸還沖繩協議(《關於琉球諸島及大東諸島的日美協議》)。美國以日本擁有“施政權”為由，把聯合國交付美國託管之琉球行政權交予日本管理。同時，美國還錯誤地將原屬中國領土的釣魚島也包括在琉球群島管轄區域內。美國此舉引發全球華人的“保釣運動”。

　　基辛格向《中國經濟週刊》回憶：“美國不想承認這些島嶼屬於日本，但當時不知道怎麼辦。那時候，中國和美國沒有任何外交往來，這是在中美兩國關係恢復之前的事情，所以美國採取了模棱兩可的態度。”

　　釣魚島問題暴露了當時中美兩國因為缺乏對話而對很多問題無法妥善解決的窘境。基辛格回憶，當時，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和美國總統尼克松要想啟動一場對話都困難重重，更不用説實現兩國和解了。“此前的20年裏，中美兩國都視對方為死敵。中國把美國定性為‘帝國主義國家’，而美國人認為，毛澤東是比蘇聯領導人更加強勁的對手。”

　　“上世紀70年代，中國被認為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沒有經濟關係，我們沒有人員互訪。當時，美國大眾對中國的態度是敵視的，因此我們準備訪華是秘密的，因為我們擔心如果計劃公開，恐怕在我們還沒有開始對話前就引起美國國內的巨大爭論。”

　　兩國領導人已為一場外交革命的到來做好了思想準備。正是有此基礎，基辛格的破冰之旅才得以成行。基辛格會見了周恩來、毛澤東之後，離開北京前，雙方還無法完成公報，因為在“誰邀請誰”的問題上，雙方僵持不下——雙方都想讓對方顯得更主動。

　　“最後的措詞是：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向其發出邀請’，而尼克松總統‘欣然’接受。這之後就是震撼世界的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上海公報》的發表開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但在此後的7年裏，美國的“水門事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兩國對台灣問題的分歧，都在一定程度上放緩了兩國正式建交的腳步。不過，兩國領導人希望進一步建立外交聯絡的願望並沒有中斷。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1982年8月17日，中美兩國政府就美售臺武器問題發表《中美就解決美國向臺出售武器問題的公告》，美方承諾逐步減少並最終停止售臺武器。這是中美第三個聯合公報，與《中美上海公報》和《中美建交公報》一起，成為中美關係發展的指導性文件。

　　談中美經貿發展：

　　八屆美國政府都採取了合作性的對華政策

　　上世紀90年代，中美關係在曲折中前進，但是兩國政府都共同努力制止關係滑坡。1997年，美國克林頓政府克服國內反華逆流，促成國會通過無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美國進行了中國領導人12年來的首次訪問，雙方發表《中美聯合聲明》，宣佈兩國將加強合作，致力於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

　　接下來的1999年對於中美兩國來説是驚心動魄的一年。3月，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悲劇導致中美關係陷入低谷，面對中國政府的強烈譴責和中國國內日漸高漲的反美情緒，美國政府在不同場合一再道歉，稱這是一起“錯誤的意外事件”。

　　中美兩國領導人都不願意因為這一事件而導致中美關係倒退。在中美雙方的努力下，是年11月15日，兩國關於中國入世的雙邊協議達成，結束了長達13年的馬拉松式談判，對中美關係是一個極大的促進。自那時起，兩國的貿易額呈幾何倍數增長，兩國之間有著難捨難分的共同利益，最近30多年來，中美的貿易額從不過10億美元，到2012年已經達到近5000億美元。而據基辛格介紹，在兩國建交後的兩三年裏，美中貿易額還不如美國和中美洲小國洪都拉斯的貿易額。

　　中美貿易取得極大增長的同時，分歧和摩擦不斷，在市場準入、公平競爭、權益保障等問題上，雙方爭論不休。1980年，中美兩國開始進行雙邊投資協定談判(BIT)，但由於80年代末期中美政治關係一度惡化，談判處於停滯狀態。

　　2006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美國總統布什發起設立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這是中美現有20多個磋商機制中級別最高的一個，到2008年進行了5次。

　　2009年4月，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倫敦參加二十國集團金融峰會期間舉行首次會晤，雙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機制自確立以來，中美在事關兩國關係的深層次、戰略性重大問題方面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溝通與交流。

　　2012年，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中美兩國正式宣佈重啟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談判。今年6月，第九輪中美投資協定談判在山東青島舉行。而于7月10日、11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中美投資協定也成為對話的重要內容。

　　中美投資協定如果談成，將為今後的中美自貿區和中美TPP談判、構建更開放的全球貿易體系、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奠定基礎。

　　對此，基辛格向《中國經濟週刊》指出：“中國的貿易順差會持續，但以我對中國經濟政策的理解，中國也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更加依賴於消費而不是出口。至於國與國間的貿易摩擦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也是很多其他國家所經歷的。”

　　據基辛格介紹：“今天的美國民眾相當大一部分都希望和中國搞好關係。如果沒有民眾的支持，我想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當然也有一小部分美國民眾對中國並不那麼友好，這裡有意識形態的原因，有歷史的原因。但是過去40年間，八屆美國政府都採取了比較一貫的對華政策，雖然他們各不相同，所屬政黨各異，但是他們的對華政策是合作性的。”

　　30年前，中美金融交往是零；如今，兩國利益交織。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的中美經濟對話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就表示：“中美經濟關係有點像夫妻，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須增進了解，增強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礎。”

　　談新型大國關係：

　　儘管艱難，但領導人有責任促成

　　如今，中美關係正面臨實力競爭與權力轉移的歷史週期，未來，“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是走傳統的戰略對抗之路，還是開闢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之路？

　　有西方學者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復現“德國崛起、一戰爆發”的情況。而基辛格對此的回答是否定的：歷史不會重演，中國威脅論不成立，中美之間應該合作而不是分裂。

　　“歷史上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歷來激烈碰撞，屢屢爆發衝突和戰爭，這似乎已成歷史定律”，這一用來描述中美關係的論斷在過去一段時間裏頗為流行。值得慶倖的是，無論美國還是中國領導人都表示不願接受這樣的歷史宿命。

　　基辛格非常推崇中國前國務委員戴秉國發表的《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長文。戴秉國強調：“中國發展起來後會不會在世界上爭霸？這個擔心是沒有必要的。……説中國要取代美國、稱霸世界，那是神話。”但他也暗示美國：“我們也希望有關國家在亞洲的所作所為不以防範、遏制和損害中國為目的，希望有關國家在我們中國人幾千年生存發展的這個地區，在我們家門口的言行也都是善意和透明的。”

　　基辛格借此向《中國經濟週刊》分析了中美外交政策的不同：“4000多年的歷史裏，中國幾乎都面對著敵對的鄰國，對於外國的擔憂一直貫穿中國的歷史，這就意味著中國有更多的概念化思維，就是從內涵和引申意義去理解事物。而美國的歷史要短得多，並且背靠兩大洋，從未面對過強大的鄰國。所以美國人很務實，他們看到一個問題，然後就想去解決一個問題。但中國人看到一個問題，可能會考慮去解決，但也會考慮是否解決這個問題反而會帶來另一個問題。這就形成了兩國做事方式的不同。如今，美國已經知道自己並不再是處於獨立的狀態，其他國家已經可以影響到傳統意義上美國的‘地盤’。美國也應該形成如中國一樣的概念化思維。”

　　基辛格表示，今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和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莊園會晤中關於建立新型國家關係的表述，非常重要且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歷史上大國關係多數是通過衝突解決的，但當今世界，伴隨著可相互摧毀的武器存在和全球經濟的脆弱性，這種情景完全可能導致一場全面的危機。”

　　“多年來我一直堅持美中應去創建一種新型國家關係，儘管這很艱難，但我們的領導人有這個責任去促成，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對於建立這種關係的態度都是真誠的。”基辛格説。

　　談中國夢與美國夢：

　　中美都追求更和平、繁榮和合作的世界

　　有專家認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正在美國經濟復蘇的帶動下積極向好。信貸市場、房地産市場、就業市場先後迎來復蘇，似乎正在勾勒出一幅全球經濟復蘇的圖景。

　　在基辛格看來，美國經濟復蘇的實際狀況比數據更好，“美國經濟的基礎正在進行根本的轉換。10年前我們還是能源純進口國，現在我們正在成為能源富餘國，這會對經濟狀況産生巨大的影響。其次，因為汽油變得更廉價，這可以抵消很多美國工業製造業的高成本困擾，使我們也可以成為低成本工業製品的生産者，我認為這在下幾十年將得以實現。因此，從長遠的戰略角度看，而不是一年半載的短期來看，美國經濟復蘇是很不錯的。”

　　但是，基辛格認為，歐洲的情況要糟糕很多。“因為他們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並且內部各個地區情況差別較大。富國覺得他們不能無止境地向窮國付出，而窮國又不願意接受富國的指導來解決結構性問題。除非他們能建立一個更加統一的歐洲，否則這些結構性困難將非常難解決。所以我認為歐洲的復蘇將會慢很多。”

　　論及未來全球經濟的新引擎，基辛格説：“中國、美國、印度、巴西是我首先想到的國家。如果俄羅斯能對其政治組織形式加以改革，使之與其經濟發展潛力相稱，俄羅斯也會有發展潛力，但它不會像剛才我説的那些國家那樣有潛力。”

　　基辛格因此提到了“中國夢”和“美國夢”：“‘美國夢’源於美國人對於改善個人生存條件的不斷追求，他們認為明天永遠是更好的。而中國人在近150~200年間遭受了巨大的苦難，因此，放眼向前看，提出‘中國夢’是非常重要的事件。雖然發源不一樣，但兩個夢的終極狀態是一致的，追求的都很相似：一個更加和平、繁榮和合作的世界。”

　　基辛格眼中的中國領導人：

　　“中國歷代領導人都是不同凡響 的人物”

　　《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朱禁弢 朱梓燁

　　在美國，對於中美關係，恐怕沒有人能夠比亨利·基辛格更有發言權了。這位42年前和中國領導人一起開創中美關係新篇章的美國前國務卿一直堅信，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兩大主題，而中美領導人能夠有智慧建立起一種新型的合作夥伴關係，從而造福全世界。

　　而從沒有對話機制，發展成為全球最重要、最有活力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似乎都能找到基辛格的身影。

　　“毛澤東擁有壓倒一切的魅力”

　　1971年7月9日，作為美國總統尼克松特使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第一次踏上了中國，執行代號為“波羅一號”的秘密訪問。彼時的他剛剛在巴基斯坦擺脫了窮追猛打的記者，悄悄地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抵達北京。當時他只能在中國停留不超過48小時，但他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會談就長達17小時。

　　這次秘密會談奠定了中美兩國進一步交流溝通的基礎。但基辛格這次並沒有見毛澤東主席，而且還避之不及。“因為我很清楚，尼克松總統希望成為第一位見到毛澤東的美國官員。儘管訪問中，我知道中方的態度是，如果我提出要求，毛將會見我，如果我不主動提，毛就不見我。但考慮到一旦見了毛，我回美國後會讓尼克松不悅甚至動怒，我還是按捺住了見毛的強烈願望。”

　　1972年2月21日，基辛格陪同尼克松抵達北京。在當天他們就與毛主席進行了會面。基辛格在這次會面中首次見到了毛澤東，他形容毛澤東“展現出了非凡的意志力和決斷力”。

　　1973年，基辛格任美國國務卿，這位德國裔猶太人，獲得了一個外來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職務。同年，基辛格獲諾貝爾和平獎。

　　後來，基辛格一共5次見過毛澤東。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75年，當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越來越惡化。但毛澤東對世界形勢的判斷依然清醒：“小問題是台灣，大問題是世界。”“你們美國的優先順序，最重要的是蘇聯，第二是歐洲，之後是日本……”

　　對於毛澤東的印象，基辛格最開始感覺他是“高深莫測的”，但後來基辛格回憶毛澤東時，認為毛澤東“總是極富智慧，有很強的活力來控制談話，在外交事務上很有見解”，擁有“壓倒一切的魄力”。

　　“鄧小平是20世紀最偉大人物之一”

　　1977年，基辛格卸任美國國務卿，成為喬治敦大學的一名客座教授。美國總統福特稱讚他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

　　次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正式建交，基辛格的努力結出了豐碩的果實。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應美國總統卡特邀請正式訪問美國。是年2月、4月，鄧小平與基辛格在華盛頓和北京兩次進行了會晤。

　　事實上，基辛格對鄧小平毫不陌生。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上，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及其一切機構的合法席位。1974年，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並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鄧小平簡明扼要的發言，引起了熱烈反響，令以能言善辯著稱的基辛格都有點羨慕了。初次見面，鄧小平處事的果斷和洞察力給基辛格留下深刻印象。

　　1979年的兩次會面，基辛格對鄧小平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鄧是一個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響將是巨大的！”此後，基辛格又多次來華訪問，每一次都受到鄧小平的親切接見。

　　自上世紀70年代後期卡特總統上臺執政後，基辛格便再未直接參政，但他仍以學者、民間智庫思想家、政治評論員等身份，繼續擔當中美之間的友好使者，促進中美合作。

　　1980年，保守派代表裏根當選美國總統。為了避免中國方面的擔心，基辛格再次作為中間人代表美國政府向中方解釋裏根意圖開闢與北京新關係的決心。此後中美關係快速發展。

　　1982年9月，創辦了國際諮詢公司的基辛格對中國進行了私人訪問。他與鄧小平就中國的改革話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基辛格回憶道，鄧小平號召向西方國家學習，引進先進技術，還鼓勵派出留學生，而這些推動中國發展的新理念都讓基辛格印象深刻。基辛格後來稱讚鄧小平“是中國推行改革的領袖”、“20世紀最偉大人物之一”。

　　而在1989年，當中美關係陷入低谷時，基辛格再度挺身而出，為了避免中美關係完全破裂。當年11月7日，基辛格抵達北京與江澤民、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開展了積極磋商。在基辛格的斡旋之下，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斯考克羅夫特將軍作為美國總統特使秘密來華訪問，使得中美關係趨於穩定。

　　“江澤民溫文爾雅精力充沛”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國在中美貿易中的最惠國待遇問題、加入WTO(世貿組織)問題和臺海問題，成為中美關係發展中的爭議焦點。

　　1989—1991年，江澤民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便與基辛格三次會面，雙方就中美關係的障礙問題進行了探討。

　　1995年7月，基辛格率領美中協會(美國涉華事務高官組成的團體)代表團訪問北京，基辛格在會見時説：“美中關係十分重要，我這次來訪看到了中方對改善美中關係的積極態度。我將為美中關係的發展繼續不懈努力。”

　　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速正保持在7%左右，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了1978年的3倍。基辛格認為在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帶領下，中國正在加快融入國際社會。尤其是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首次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堡壘”。

　　隨著中美兩國領導人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達成共識，中美關係進入了自建交以來關係最佳狀態。

　　基辛格在評價江澤民時引用了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內部報告：“溫文爾雅，精力充沛”。基辛格還曾表示，中美兩國歷史狀況等土壤截然不同，不能完全用美國的標準去衡量中國，任何對華的強硬施壓都不會取得想象中的效果。他引用江澤民的話：“我們不會向壓力屈服……這是我們的哲學原則。”

　　“胡錦濤慎思謙和有禮”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尤其是2008年中國成為持有美國國債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中美之間的經貿合作更是前所未有的緊密。

　　2002年，胡錦濤便與基辛格多次會晤。2002年4月，兩人在北京、紐約兩次見面。2002年11月，胡錦濤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2003年11月和2005年5月，基辛格兩次應邀訪華時，胡錦濤都會見了他，並對其長期致力於中美友好，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作出的歷史性貢獻表示讚賞。

　　2008年美國《時代》雜誌公佈“年度百大影響力人物”，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再度入選。基辛格親自撰文介紹胡錦濤。基辛格在文中表示，胡錦濤的領導特質是不説沒必要的空話。不論在哪個場合見到他，胡錦濤總維持一貫慎思與謙和有禮的作風，且凡事做好萬全準備。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凸顯了中國在世界經濟和世界金融體系地位的巨大變化。基辛格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阻止了全球經濟的下滑。如果沒有中國經濟的巨大刺激，以及美國、英國和歐洲的協調，整個世界可能就會面臨更加糟糕的經濟衰退。

　　2011年1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在華盛頓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談，討論中美關係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

　　同年5月，基辛格在紐約接受新華社專訪時指出， 40年來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歸功於富有遠見卓識的中國領導人和樂於奉獻的中國人民，是他們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讓中國實現了如此迅速的發展。中國歷代領導人“都是不同凡響的人物”。

　　“習近平是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

　　今年4月，基辛格再度來華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習近平告訴基辛格，願意與美國總統奧巴馬繼續推進中美合作夥伴關係，探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確定了兩國關係的戰略定位和發展方向。

　　此前，基辛格與習近平已有多次會晤。2011年，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會見來華出席第二屆全球智庫峰會的基辛格時，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明確提出中美應“管控分歧”的概念。2012年2月，習近平訪美，基辛格又與美歷史上首位華裔部長趙小蘭為其接風。基辛格對習近平的印像是：他表現得更自信，“當習近平走進房間時，你就會知道有一位重要人物到場了”。

　　2012年11月，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論及習近平的反腐決心，基辛格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採訪時指出：“習近平對腐敗問題的認識非常深刻，他是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有能力挑戰腐敗問題。”

　　對於中美關係的未來，基辛格在今年6月舉行的第三屆全球智庫峰會上重申：大國是可以和平共處的，雖然他們之間需要經常保持相互較量的狀態。世界也會看到，新興大國和原來的大國可以建立一種新型關係，以合作和夥伴關係為基礎。

　　記者手記

　　基辛格印象：

　　謙虛、樂觀、認真

　　90歲的基辛格有一顆不服老的心。當人們以“高齡”介紹他時，他都會風趣地説：“90歲有什麼了不起，我也是從你們的年齡過來的。”當人們問他何時退休時，他會反問：“為什麼要退休？”因為他正享受著工作和生活。

　　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的上午，因為一些事情耽擱，約定的採訪時間推遲。回到酒店後，接受採訪之前，基辛格又專門更衣梳洗。當他拄著拐杖出現在走廊盡頭的時候，一個大大的笑容和伸出的大手，在表示歉意的同時示意我們可以開始採訪。

　　基辛格沒有讓助手攙扶他，而是自己放下拐杖，認真擺好，然後再在座位上坐好，並承諾還是按照約定的時長安排專訪。

　　當被問及長壽的秘訣時，基辛格笑著説：“因為我謹慎地選擇了自己的父母，他們有著非同一般的長壽基因，他們都活到了90多歲，我的哥哥也90多歲了。”

　　不過，基辛格近年身體欠佳，不僅做過心臟手術，而且一眼已盲，兩耳重聽。但做事認真、堅強的他，不僅在2011年出版了《論中國》，還繼續活躍在世界各地。

　　如果以為基辛格只是一位活在歷史裏的老人，那就大錯特錯了。他不僅熟知歷史，更關注當下，且思維敏捷。有時談到興起，引申太多，還會主動詢問記者，繼續回到剛才提問的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

　　基辛格：不一樣的“美國外交家”

　　《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張璐晶｜北京報道

　　199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工作的金燦榮，擔任基辛格《大外交》中文版的審校工作。從介紹美國到分析美國，再跳出美國談美國，金燦榮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基辛格是他本人很佩服的一位外交家、戰略家。“作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關鍵人物，中國政府從內心感謝他，將他稱作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在中國也總是會得到超規格的接待。”

　　不一樣的“美國外交家”

　　“基辛格在美國的外交決策圈是一個例外，他是德裔猶太人，有老歐洲的歷史記憶，所以他對人性的理解比一般美國人好。多數美國戰略家的思維都過於簡單。”金燦榮認為，由於出身的原因，基辛格既忠誠于美國，也忠誠於以色列。而從以色列的角度看，以色列認定未來將是雙強世界，所以基辛格沒有公開幫助美國政府出主意來對付中國。

　　2012年，美國選舉進行到關鍵時刻，羅姆尼和奧巴馬都為了獲得選票而不斷罵中國，基辛格在《紐約時報》撰文稱：“罵中國不解決美國的問題。”金燦榮評價，基辛格對中國有著很深的感情，站在他的角度來説，是真心希望中國和平崛起，理由是中美兩個大塊頭實在無法擊敗對方，誰都打不倒誰。

　　金燦榮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講，基辛格對中國現代化貢獻很大。

　　金燦榮總結現代國家的發展一般有三部曲：第一步，求安全；第二步，求發展；第三步，求尊嚴。簡言之就是活下去，活得好，活得有面子。

　　“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現代化國家從1949年開始，1949年到改革開放前是第一步，即求安全。第二階段是鄧小平時代求發展，我們現在還處在這個階段。當中國的人均GDP和世界拉平的時候，中國的第二階段才結束。”金燦榮認為，基辛格的重要作用就是促成了第一和第二階段的轉換。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美兩國和解，使蘇聯腹背受敵，結束冷戰，有利於兩國，更有利於世界。中美關係緩和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國，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做好了鋪墊。

　　中美如何克服戰略不信任

　　今年1月，金燦榮在美國會見基辛格，向他提出了“中美兩國戰略不信任”的問題。在金燦榮看來，中美間戰略不信任的根本原因，是“老大老二關係”決定的。“奧巴馬在兩次國情咨文裏喊口號似的喊決不當老二，在我看來，美國有一種霸權依賴症。這也和美國每天必須從國際市場借到37億美元，才能正常運作的金融模式有關。”

　　首先，“老大”美國要變過來很難。“美國高度虛擬的經濟是脆弱的經濟，需要外來資金不斷補血，而獲得資金的前提，就是霸權地位，一旦國際市場對美國信心有損不把錢借給它的時候，就會影響它的生存。但中國是一個從造火柴到造火箭的全面型國家，工業生産總值超過美國。所以對中國，美國特別警惕，因為中國與當年日本不同，有無限潛力。”

　　而對中國而言，基辛格接受《中國經濟週刊》專訪時提到，中國人有弱勢心態，會誇張來自美國的威脅。

　　金燦榮指出，意識形態不同、文明不同、法治文化和德治文化的不同，更加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因此美國人老問中國人，你的力量大了你想要什麼，利益邊際在哪？但中國人老説，我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要’在美國人的理解裏就是‘什麼都要’，其結果就是雞同鴨講。”

　　“最後是切實的地緣利益要求不同，美國作為世界老大，要在世界各地確保它的地位，美國當然要在世界不同地區獲得老大地位。對中國來講，亞太就在我們的周邊，力量強了當然要影響周邊，這就産生了可觀的地緣衝突。可以説，中美兩國間消除戰略不信任是必要的，但過程是艱難的。”金燦榮説。

　　對此，基辛格的回答很簡單，他重申了兩國應遵從的發展道路，即“戰略互信、共同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