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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禁令“一劍封喉” 名酒價格暴跌
近來,中央等有關部門要求嚴查公款吃喝。“新華視點”記者採訪發現,茅臺等名酒價格應聲下跌,跌幅普遍達20%至30%。
專家指出,以往某些名酒價格“只漲不跌”並非“市場原因”,而是公款吃喝在為其“撐腰”,不僅導致了國內酒業的畸形發展,而且還助長了奢侈浪費之風的蔓延。
禁令“一劍封喉”
高酒價“扛不住”
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以來,全國不少地方下發了“禁酒令”;剛結束的各地方“兩會”上,“公款禁酒”也成為代表委員的一致呼聲……
隨著“嚴查公款吃喝”的風聲越來越緊,失去公款“撐腰”的某些名酒終於“扛不住”,紛紛降價促銷。
在上海一家茅臺酒專賣店,指導價1519元的茅臺最低打出1360元的“促銷價”。而去年同期,同樣一瓶酒,竟被炒到2200多元,還一瓶難求。
另一名酒五糧液的情況類似,記者在上海五角場一家百貨店看到,指導價1109元的五糧液以不到900元的價格出售。名酒“只漲不跌”的泡沫似乎已被“擠爆”。
“以往這段時間主要做單位生意,現在有關禁令一齣,生意明顯下滑。”一位高檔白酒代理商告訴記者,“實際上一些酒企試圖利用提高出廠價的辦法‘保價’,但已經不管用了,高檔酒零售價跌破指導價的比比皆是。”
白酒專家鐵犁認為,嚴查公款吃喝的情況下,酒價無法再靠公務消費支撐,高檔白酒價格普遍降了兩三成。
一位長期從事高檔酒營銷人員説,公款採購是國內酒業蓬勃發展的重要支柱,一些紅酒企業的銷售,單位或公款採購佔30%至40%,而知名白酒企業,公款採購超過50%的也不少,可以説中國酒類市場的一大“引擎”就是公款消費。
《酒海導航》總編張勇認為:“管住公款喝酒,是打到了國內白酒市場的‘命門’,加上前段時間塑化劑風波,酒業尤其是高檔白酒價格下滑是必然的。”
記者採訪發現,近來公務接待中,喝酒確實收斂不少,有的將白酒改為紅酒,就是喝白酒,上千元的高檔白酒也有所減少。
官場追捧啥酒
啥酒就會熱銷
一位酒業銷售人員表示,領導幹部喜好喝啥酒,啥酒就可以賣得火。而且在酒水市場上,促銷人員喜歡施展“饑餓營銷”的伎倆,即人為地製造短缺,以此推高價格。實際上,“公款喝酒”一旦被遏制,所謂的“一瓶難求”,很快變成了“吆喝促銷”。
這些年來,一瓶600元的茅臺酒最高被炒到2400多元;原先不到1000元的小拉菲,也炒到8000元以上;1982年的大拉菲,則從一萬元飆升到六七萬元。一位業內人士坦言,如此瘋狂酒價背後的一大“推手”,就是公款消費,或曰官員喜好。
據這位銷售人員分析,抽煙喝酒是典型的虛榮性消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場酒風可以説是酒業“風向標”,官場上流行喝什麼酒,市場上隨之效倣這一風氣,將其價格推高,甚至有人投入鉅資炒作這一品牌。
除了茅臺、五糧液、國窖、劍南春、水井坊等酒備受“喜愛”之外,更有一些“天價”酒也上了餐桌。記者見過一種用中藥材釀製的東君酒,售價兩三千元一瓶,號稱81度,實際上醫用酒精才75度,酒業發展非理性程度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當好縣長、抓好酒廠”的思維方式也不斷發酵。“一些地方經濟與煙酒産業關係密切。”一位從事酒業30多年的專家説,查詢酒類銷售網站,列入知名白酒的品牌多達上百個,從省、市、區縣到鄉鎮,大多有自己的酒廠,可謂“酒氣沖天”。
“公款吃喝推動了酒業超常發展。”卡斯特酒業總經理潘汝顯説,抑制公款消費,虛高的酒價馬上“打回原形”,“畢竟每瓶800元以上的酒不符合多數人消費水平,實際上沒幾個人自己掏腰包買高檔酒。”
遏制公款吃喝
亟待制定規範
這幾年來,某些單位公款吃喝愈演愈烈,公務活動中“酒桌議事”“酒桌拍板”等現象,甚至成了一種“潛規則”。
長期關注“三公消費”的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余南平説,相比于公款出國、公車出行,大吃大喝尤其喝高檔酒,更是社會不能接受的,“誰都知道喝酒誤事,群眾對公款喝酒反映強烈。”
與此同時,公款喝酒容易滋生腐敗,譬如經辦人員收取回扣等。另外,高檔酒也是官員收禮的重要方式,因為變現比較容易,實際上“收酒就是收錢”。
在北京回收煙酒的錢先生説,白酒中“茅臺、五糧液、國窖1573、劍南春”等酒回收量大,“其實都是別人送的禮品,收禮人一轉手就可變現。”
從事商業地産的李先生專門建了一個酒窖,用以購買儲藏高檔紅酒,他坦言:“最便宜的小拉菲、小拉圖至少幾千元一瓶,大拉菲、大拉圖、武當王皆上萬元一瓶,而且市場上有回收變現的渠道。”
專家建議,針對公款吃喝問題,應該儘快推出成文規定,明確公務接待中能不能喝酒、喝什麼檔次酒、喝多少等,要有具體的規範;還要制定相應的懲戒辦法,完善公務採購制度,細化財務審計。另外,還要加強輿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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