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金融危機與中國發展模式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發言

    首先謝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發展研究基金會邀請我參加這次重要的會議。我要講的題目是金融危機與中國發展模式。

    這次金融危機發生以後，在海外，大家都在討論哪個發展模式更好的問題。甚至我參加幾次國際會議，大家也在討論中國的發展模式會不會取代美國和西方模式的問題。

    當然中國的模式，我覺得有很多方面，從這次金融危機來看，我想有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中國防禦金融危機的能力。因為這次中國本身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但是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實體經濟産生影響。第二個層面，中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方式和手段。第三個層次，中國對未來國際金融體制重建和新的金融體制裏面扮演的作用。

    不久以前，溫家寶總理在劍橋大學有一個演講，他強調中國是一個學習的國家。我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好學的一個國家了。不僅向美國那樣的大國學習，也向新加坡那麼小的國家學習。所以我覺得1997年金融危機以後，中國學了很多。這次金融危機以後，中國同樣也在學。我是覺得，如果學的好的話，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以後，會變得更強大。

    我覺得，無論是中國這次防禦金融危機的能力也好，還是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方式，以及未來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扮演什麼角色，我覺得和中國發展模式有關。我想從三個方面稍微談一下中國的模式。

    第一個方面，中國的多種所有制形式、産權形式。因為最近融危機發生以後，西方國有化，剛才前面也有人提到，西方政府以國有化對付金融危機。國有化是歐洲社會本身很重要的部分。金融危機産生以後，歐洲國家的銀行，金融危機的國有化，也沒有人持很多的反對意見，社會的接受程度也是蠻高的。美國本身就是資本主義典型的模式，但是我們看到，即使像格林斯潘這樣的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現在也在提倡國有模式。我覺得這是很值得中國思考的。因為中國本身沒有這個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以前，都是國有經濟、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以後，就不斷地所有制形式。我覺得這個所有制形式對中國防禦、應對金融危機能力，裏面表達的非常充分。我覺得西方政府只有一個金融杠桿，中國政府既有金融杠桿也有經濟杠桿。西方的經濟杠桿很少。這個經濟杠桿使得中國龐大的國有企業，使中央政府政策推行、政策實行就非常容易。

    第二個方面，出口導向和外部需求的直接平衡。這也非常重要。這次日本等亞洲“四小龍”出口導向的經濟都發生了危機，這值得我們思考。中國出口導向的經濟發生了這樣的一個很深刻的危機。我們看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很多的農民工就業成了問題。因為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是中國生産，西方消費這個模式。中國出口導向這個模式也不夠，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是一個自由放任的模式，就是什麼樣的外資來地方政府也不管，什麼樣的都要。但是從長江三角洲來看，那邊的地方政府從一開始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們比較重視科技、環境，這次的金融危機對他們影響很少。

    中國因為地方大，國內有很多模式，浙江模式就不一樣，幾年以前我去考察浙江，浙江也鼓勵利用外資，但是主要是內資，主要是國內資本用的比較多，市場也是以國內的市場為導向。像山東省，我覺得它儘管也是出口導向，但是出口對它地方經濟的比例不大。最近大家説的重慶模式更是這樣，完全是靠內需的。中國這次能抵禦金融危機，我覺得和國內不同的模式有關係。這一點非常好。

    第三個方面，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這次西方的危機，不管怎麼樣，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覺得總體來説主要是因為政府對金融市場監管不夠。中國在這方面做的比較好。1997年金融危機以後，中國政府在改變金融體制方面下了很大的努力，特別是處理銀行壞賬。1997年金融危機，西方光批評中國，結果自己忘了怎麼加強對銀行體系的監管，所以産生今天的問題。

    這次危機發生以後，中國政府推出了4萬億拯救方案。我覺得有兩個方面：一方面主要是調整中國的産業結構、産業升級，像廣東、珠江三角洲已經開始了，我覺得這個非常好。第二個方面，我覺得它把很多的企業放在社會體制的改革，包括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教育。我覺得這個方向是非常正確的。

    我個人相信，中國之所以在這次危機面前比其他國家表現的更好，是因為1997年的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以後，中國再學習，這個模式會變得更好。謝謝。

責編：陳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