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鄧小平長女鄧林：父母的愛情是偉大的

    鄧林，鄧小平長女。8月3日，《瞭望東方週刊》約好在北京某賓館大堂對她進行 專訪。上午9時，鄧林一個人準時到達，記者一眼就認出了她。她進來後，也四顧找記者，並拿出手機撥打記者的電話。賓館服務員過來，問她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也沒有認出她來。鄧林與記者找了一張桌子坐下，她點了一壺茶。喜歡攝影的鄧林坐下來後的第一句話便問《瞭望東方週刊》攝影記者:"小夥子，你用的是什麼相機?"

    鄧林在接受採訪時，態度平和、坦誠，對細節的記憶很清晰，談起鄧小平時，好像她父親還活著。

    我們懷念他

    《瞭望東方週刊》:8月22日，是很不平常的日子，是鄧小平同志誕辰100週年， 很多人都在紀念他，你們全家怎麼紀念?

    鄧林:每一年，我們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節日，那就是我父親的生日，全家人都會湊在一起，搞個大團聚，一般不請客人，這一天往往是一年中最高興的一天.

    父親去世以後，每到他的誕辰紀念日，全家還保持聚會的習慣。

    今年是父親誕辰100年，他的改革開放政策給全中國人民帶來了春天和希望。老百姓紀念他，同時，他也是我們親愛的父親，我們懷念他，也紀念他。

    今年8月22日，全家還會搞一個聚會，當天晚上，中國愛樂樂團的秋季音樂會開始，音樂會是專門為紀念我父親誕辰提前行的。曲目都是我們家裏人選的，由於要聽音樂會，全家聚會的時間會短一點。此外，國家也會有一些活動，我們也會參加.

    他特別能忍

    《瞭望東方週刊》:我看了你在央視的節目中，有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您説，鄧小平"從來就沒有走上神壇，也就不需要走下神壇"。

    鄧林:確實，這句話反響很大。做節目的時候，我也沒有準備，脫口而出。

    其實，我們全家都有這個概念:鄧小平是人，不是神，他對我們來説是普通的父親，又不是普通的父親，更準確的説法應該是，他站在自己的高度，做丁在這個高度上應當做的事，做了對國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這就是他的偉大之處。

    《暸望東方週刊》:他確實是一個很豁達的人。

    鄧林:他出來工作時説，我是共産黨員就要出來工作。其實，他很實在，他經常説，"我也犯過錯誤"，主席犯的錯誤，也有我的一份，他不是高姿態，他真的從內心中就是那麼想.他承認自己有錯誤，就接近真理了，他不回避這些東西，他對自己的理想是非常堅定的，該鬥爭的時候鬥爭，該韜光養晦的時候韜光養晦。

    《瞭望東方週刊》:這一點，許多人都有同感，他特別能忍，也就是那種韌勁兒。

    鄧林:他特別能忍，絕對忍得住，該 説的話，他一定要説，不該説的，絕對不 會説，我們家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他在家不議政，不談工作，從不談，如果我們説什麼，他就聽著，聽得不對處，就説"你們不懂"。

    父母的愛情是偉大的

    瞭望東方週刊》:看鄧小平的資料，感覺他是一個領導者，又是一個父親和丈夫，他享受了一個父親和丈夫所應有的快樂，尤其是非常危難的時候。

    鄧林:這個家庭對他最大的支持，是他不用擔心後院起火，"文革"時期，我們幾個子女兩次被從父母身邊強行拉開，當時的感覺是生離死別!但是全家一個心眼兒地想團聚，想辦法也要團聚。我們愛他，他也愛我們，我們用親情幫助他度過困難。晚年時期，孫子輩的人和他在一起，他看到這些孩子，也像普通的爺爺一樣開心，可以説，他的晚年也是快樂的。

    《瞭望東方週刊》:提起家庭，感覺你父母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應該是偉大的愛情。

    鄧林:他們的愛情確實很偉大，是非常完美和統一的結合，我媽媽對我爸爸非常信任，即使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母親從來沒有想到過會離開爸爸，從來沒有，更不會劃清界限，儘管他們性格差異極大。

    有一個民主的家庭

    《瞭望東方週刊》:都説你們家庭的氛圍特別好，我有時就想，他這樣一個政治家好像在家裏面也是很嚴肅的。

    鄧林:我們家是一個非常民主的家庭，遇到什麼事情，大家就一起商量，即使我父親去世以後也是這樣，我們給中央寫信，也是家裏人商量的結果，大家意見非常統一，我媽媽説，給中央提建議只能低於中央，不能高於中央。

    別人到我們家都會覺得氛圍特別好，家裏非常民主，子女該入黨了，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婚姻、學習等問題都是自己拿主意，父親從來不強加於人。

    全家人都愛圍在飯桌旁聊天，飯桌簡直是信息交流中心，天南海北，天文、地理、社會、民生，正確的可以説，錯誤的也可以説，也説國家大事，如果他不滿意了，他還會用濃濃的四川口音説，"你們不懂。"

    包括骨灰怎麼處理，也可以在飯桌上談，我們家不在乎，我爸爸自己説了，骨灰怎麼辦?扔到馬桶裏，衝了算了，我們説，那太不尊重，最後，按照他的心願，他生前喜歡在海裏游泳，去世後，他的骨灰就撒人大海了。

    《瞭望東方週刊》:他就沒有打過你們，罵過你們?

    鄧林:沒有，他從來沒有打罵過孩子，如果我們淘氣、打架了，他最多就是説，“你們出去打。”

    小事上他不管，大事上他很重視，比如學習機會的問題，他重視我們家的孩子的教育，"文革"中，我們家5個孩子，3個大的讀了大學，但是兩個小的都是中學畢業。那時候，父親已被打倒，但他還是盡一切可能幫助孩子，他給毛主席寫信，希望子女能上學，主席後來批了，才讀了大學。

    他愛他的孩子，關心他們的教育，哪怕是在身陷囹圄的時候!

    《暸望東方週刊》:他教育子女的方式，對你們鄧家人教育下一代是不是有影響?

    鄧林:有影響，我對我的孩子的要求也是這樣，我們並不是那種望子成龍，一定要他們怎麼樣，是從心裏就沒有這個概念，我要的是他們能夠自食其力，必須學一門學問，我們還要求孩子要有良好的品質，我們不祈望他們發多少財，做多大的官。

    我們家庭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這個年紀也充分地認識到，一個人，他的錢可以減少，他的職位可以降低，但是他的知識，他的品質，他的精神，永遠不會被打倒，不會被拿走，誰也打不倒，誰也拿不走。

    “要夾著尾巴做人”

    《暸望東方週刊》:作為鄧家的子女，壓力是不是特別大，而且社會上有一些傳言，你們是不是也很反感?

    鄧林: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上有些傳言，包括對鄧小平的子女，説他們在外面怎麼樣怎麼樣了，父親就説，我們還是要自律，事先還是要打招呼。我父親對孩子很民主，但絕對不是放任，他非常嚴肅地把我們召集在一起，我現在還記得，當時真的是非常嚴肅，很少有這麼嚴肅過。

    他説，我們家的孩子還是應當為祖國、為人民做一些事情，要守法，要謹慎，名不要出得太大，要夾著尾巴做人。

    《瞭望東方週刊》:這是他的原話?

    鄧林:對，原話，他有一個16個字的著名講話，"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其實他對我們子女也是這麼要求的，他説孫子輩的，沒有大出息，也要有中出息、小出息，其實，就是要做一個有用的人。

    《瞭望東方週刊》:名人之後嘛，人家都看著你們，你們有一點點問題，都會被放大，甚至被曲解。

    鄧林:名人之後，確實有壓力，社會上也不了解，也好奇，作為這個家庭的成員，老百姓對我們有天然的興趣，當然也會伴隨著誤解。

    《暸望東方週刊》:你們的成功，包括你繪畫的成功也可能會被認為是你父親的影響，你們畢竟是鄧小平的子女，他的高位就沒有給你們的成功帶來什麼?

    鄧林:作為鄧家的子女，有時也很委屈，社會上有些好的東西往你身上加，有些壞的東西也往你的身上加，其實，很可能都不是我們的。

    還有，就是你説的業務問題，有的説，鄧林業務出色，是因為有一個好爸爸，我也很委屈。

    至於説父親對我們的事業有沒有影響，我想，肯定會有，比如，我們都會很自覺，就是絕不能給他添麻煩，要夾著尾巴做人，不要因為自己的行為給他造成不好的影響，因為你是鄧小平的孩子呀，這是歷史交給我們的任務。

    我的父母一生曲折，對我們是有影響的.可以讓我學習他的氣質和品質，比如，對人生的看法，我們家的孩子可能就會深刻些，比如對我繪畫的影響，可能就會使我的畫有非常的氣度，這種氣度是因為你生活在鄧小平的家庭裏，你遭受過特別的苦難，經歷過特別的年代，這些影響是對氣質和品質的影響，反過來又對你的業務造成影響。

    我在香港的時候也有人問這個問題，我説，我願意用自己的一雙手，打造我自己的天地，我儘量這樣做，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鄧家孩子如果有成功的，我想，也是借助我們的父母給我們帶來的這些品質。

    《瞭望東方週刊》:鄧家的孩子從政的不多，其實，如果你們從政，以鄧小平的影響，太容易了，為什麼沒有多少人從政呢?

    鄧林:我剛才説了，他教育子女就是那種方式，他對自己的要求也是這樣，他不戀權，他出來工作，他説可以有兩種選擇: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他還説，"我想，既然是共産黨員，就不能只做官，不能有私心雜念，不能有別的選擇。"這是他的真實想法，他就是這樣想的。

    他對子女也不是要求他們做大官，出大名，他覺得，子女只要平平安安地度過這一生就很難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