捫心自問，我是一個對生活要求不高的人。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中，我屬於滿足於低層次需求即可獲得快樂和動力的人。我曾經給怎樣才能感到幸福開出過一個公式，即：幸福=現實/慾望，對一個個體的人來説，現實往往是一個變化不大的定值，那麼幸福感的大小就取決於慾望的高低，慾望高而現實無法滿足，就會怨天尤人、牢騷滿腹甚至灰心喪氣，而慾望低，就會覺得心喜氣順、善待生活。我以為我是後者。
1974年底高中畢業後，父親怕我受不了幹農田活兒的苦，求得大小隊幹部的同意，就讓我隨同村裏的幾個論輩分該叫叔叔、哥哥的社員，一起去150電廠做民工。150電廠離縣城大約五六里路，離我們村就是將近50里。75年的正月初三，大雪紛飛，我們六七個人每人用一根粗棍挑著鋪蓋卷和簡單的行李，踩著半尺厚的積雪上了路。那是我第一次真正離開家，也是到現在為止唯一一次負重徒步走那麼遠的路。那年我剛滿15歲。灰濛濛的天，白茫茫的地，頭頂上熱騰騰的蒸汽，飄在臉上涼絲絲的雪花，那般情景和感覺終生難忘。
我們先插在石門公社的民工連幹活，挖土添溝，我的任務是用排子車拉土。不成想，三天后，我們公社時實際上就是我們村也搞起了一個民工連，我被選作事務長。村裏來幹活的民工每月一輪換，一般都有百十來號人。連部的連長、副連長、指導員和事務長，不輪換。我管買糧買菜、伙食調劑，管工程結算，管連隊整個財務收支，每月還得給大隊交工計分（就是每一個勞動力，每月按28天算，每天交給大隊8角錢，生産隊記10分工。當時10分工折合工錢2角左右）等等（這個階段我要專門記述）。這樣幹了一年多，民工連撤離，我或許是小事務長當的還算不錯，就被工程處留下做工地保管員，後又把我抽調到市裏工程處基地總務科當會計，一直做到78年3月去上中專。這期間，我從民工變成了臨時工，每天的工資是一塊五毛二。我的工作是很體面的，好幾個工地上千名職工的吃糧定量指標、粗細糧調劑都由我審查核定，各個科室、隊組的辦公用品由我採購核發，很是令人羨慕。當時除了機關幹部外，不管幹什麼的工人，大致分兩類：一類是正式工或叫固定工，一類是合同工或叫協議工，臨時工很少，一般都是季節性的。臨時工是最沒身份和地位的，隨時都可能被打發走，而臨時工都只能做最臟最累和一些粗笨的工作。我是個臨時工，又做著機關幹部的工作，應該説是極少極少的，那些在建築工地幹活的人來找我批定量，換飯票，十有八九不知道我是個臨時工。我和處裏及科裏的所有領導沒有任何的特殊關係，他們只是因為我當民工事務長干的不錯才用的我。為了領導的信任和賞識，更為了不被打發回生産隊幹農活，我時刻小心謹慎，處處與人為善，好多老師傅對我的厚愛令我至今難以忘懷。
我當時正是十七八歲有理想有抱負的年齡，而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當個合同工。為此，我也付出過努力，我多次請求工程處政工科、勞資科的領導，到我的家鄉招工時把我給招來，但那時招工是有計劃的，縣裏報不上名單，他們也沒辦法。有一次，政工科的一位副科長説他要到我們縣招收合同工，讓我給家裏人説説，在縣裏或公社領導那兒想想辦法。我知道我們家在縣裏是一個人都求不上的，公社的一位副書記是我大爺的一個遠房親戚，聽説很管事。於是我就搭車連夜回到100多公里的家裏，先讓我大爺和我父親想辦法找，沒結果，我又拉著我大爺的兒子我的堂哥直接到這位副書記下鄉的地方去找。找到後，我含著眼淚説了我的要求，我做臨時工好幾年了，用人單位願意接收，希望公社能給我一個名額。沒想到他連正眼都沒看我一眼，説了句“統共給了6個招工指標，光公社、大隊幹部還分不停呢，再有10個也輪不上你”，就走了。
合同工的理想破滅了，我感到了前途黯淡。好在我的臨時工一直沒被解雇。77年底聽説恢復高考，我抓緊復習功課準備考大學，但我擔負的工作任務很龐雜，沒時間，又深知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很脆弱，到臨考前又改報成了中專。那一年在我老家現在的一個鎮中學參加考試，我們村去了30多人，全公社去了200多人，無論大學還是中專，我是唯一一個被錄取的。
十多年後，我成了一個縣直重要部門的領導幹部，有一位縣領導總愛講一句話“都給我好好幹，不好好幹我就撤了你”，這話讓好多人覺得很不舒服。有一次，我就半開玩笑地對他説：我是憑黨性憑良心努力幹好本職工作，你知道我最大的願望、最大的理想是什麼嗎？是當個合同工，你要説我不給你好好幹就撤了我，你還能不讓我當個合同工嗎？能當個合同工我就心滿意足了。
責編：陳昌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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